□ 韩崇山 韩有国 张贵山 高宝林

走投无路的韩崇山乘坐火车去扎赉诺尔谋生。

20世纪70年代，韩崇山与堂弟韩信山（右）在河北省黄骅市周青庄祭奠祖先。

20世纪80年代，韩崇山与堂弟韩信山（左）在河北省黄骅市周青庄祖宅遗址前合影。

为了在冬天活下去，韩崇山搬进了309号“大房子”。

韩崇山在扎赉诺尔煤矿受到日本侵略者和汉奸非人虐待。

1950年11月，韩崇山、范玉琴夫妇与长子韩有国合影。

1960年，韩崇山、范玉琴夫妇与子女合影。

我和韩有路躲过了这一劫，却没躲过另一劫。没过几天，另一个大把头赵天豹（外号赵金洲）来招人，说去图们江做工每个月能给家里30块钱，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只好报了名。

我们几百号人排着长队挤进了天津龙头车站的闷罐车，被关在黑暗的车厢里七天七夜，一路颠簸到了东北珲春图们江一带。这里名义上属于伪满洲国，隔着一条江就是朝鲜。

下了车我们才看清周边的情况。这里四面环山、绿树环抱、江水清澈，风景像画一样美，可我们谁也没心情看风景，我们是来做苦工的，不是来玩的。此刻每个人心里都只想着一件事：能不能活着回去。

我们被日军押进了工地，每天天不亮就被赶起来干活，一直干到半夜。具体工作是挖山洞、修工事，为日本和苏联开战做准备。工地对面就是苏联军队的岗哨，我们在山上干活被苏联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山洞挖好后上面再盖上草皮子做伪装，就成了日军的秘密工事。

我们每天吃的是难以下咽的橡子面和高粱米，渴了就喝山涧里流下来的脏水。东北早晚温差大，我们来时穿的单衣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每天又冷又饿还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没几天劳工们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每天都有剩半口气的人被拖出去埋掉。

我年纪小非常想念家人，天天以泪洗面，眼睛很快就弄坏了，红肿得像桃子，直流脓水。好心的工友偷偷告诉我一个偏方：用自己的尿洗眼睛。我半信半疑地试了，没想到眼睛居然慢慢好了起来。没过多久我又病了，开始上吐下泻。工头说这是传染病，要把我抬到山沟里隔离——实际上就是扔到沟里让我自生自灭。就在他们要抬我走的时候，一个好心的老乡跑过来拦住他们：“先别抬，我看看！”他仔细给我检查后，说我不是传染病，是毒气攻心，也就是民间说的“羊毛疔”。他拿出针在我的胸口挑了挑，挤出了少量黑血。休息几天后，我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病刚好，我就被安排给山上的工地送水。有一天，送水的汽车突然在山道上翻了，我和几个工友被甩了出去。我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没想到水桶砸在我身上，我当场就昏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醒过来，蹒跚地回了宿舍。我浑身是伤连站都站不稳，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把头根本不管我的死活，拿着鞭子逼我继续干活。从那天起，我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就再也压不住了，我发誓只要能活着回去，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冬天来了，东北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几十度，工地没法再施工了。日本人就把劳工们打发回原籍，让我们到天津去结算工钱。我们跟着大把头崔家大柜出发，几百号人排成队跟着前面的人走。可走着走着，前面的大把头不见了，队伍也走散了，最后只剩下我、韩有路和赵天豹父子，一路讨饭往家走。

我们白白干了8个月，差点死在东北，一分工钱也没拿到。回到家，父母看到我一身破烂、满脸菜色的样子，抱着我哭了好久。他们说：“挣不挣钱不要紧，人平安回来就好。”后来我才知道，我走的这一年，他们天天夜里睡不着觉，白天也不敢在人前哭，只能互相埋怨、互相安慰。

几天后，母亲带着我去找大把头赵天豹，想要回当初给他们盖的那床被子——那可是我们家大半年的口粮钱换来的。当初赵天豹跟我们说，冬天东北冷，让我们把被子拿给他盖，等完工回来再给我们做新被子。可回来后，新被子没有，旧被子赵天豹推三阻四也不肯还。这事，他的姐姐也蛮不讲理地出来帮腔。我的族兄韩甲山看不下去，说了赵天豹的姐姐几句：“人家孩子白干了一年，工钱没拿到一分，又白白搭上了一床被子，你们也太不讲理了！”两人当场吵了起来，可吵到最后，被子还是没要回来。

这次东北之行像一场噩梦刻在了我的骨子里。我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对生活的全部幻想。我常常想起那个拦住我和小四的老乡，想起那个用偏方救了我眼睛的工友，想起那个帮我挑“羊毛疔”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就死在那个山沟里，连骨头都没人收，这些人的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些日本侵略者、汉奸把头的嘴脸，我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用谎言和暴力毁掉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少年，毁掉了无数个家庭。可他们不知道，他们种下的仇恨将会生根发芽，长成刺向他们心脏的利刃。

三

族兄韩甲山跟赵天豹的姐姐因为一床被子吵得动了手，谁都没料到，这场争执竟捅了天大的娄子。那女人不是善茬，她的妹夫是邻村地方武装的司令。消息一传开全村都吓坏了，我父母更是魂飞魄散。

为了平事家里又卖了地，凑钱摆了一桌宴席，低三下四给人家赔罪。到头来，我白干了一年的苦力，没拿到半分工钱，反又搭上了家里仅存的积蓄。这时我才明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穷人根本没有说理的地方，只能任人宰割。

祸不单行，父亲身子本就垮了又遭逢战乱，贫病交加之下在47岁那年撒手人寰。转年，母亲也染上了急病，7天不治身亡，一个家瞬间分崩离析。大姐只能偶尔回娘家，勉强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看着饿得直哭的弟弟妹妹，我知道再留在老家只能是一起饿死。

走投无路之时，扎赉诺尔煤矿的工头张文汉来招工了。他是我们老家的人，过去有几分情面。族人们商量来商量去，只能让我跟着他走，去扎赉诺尔逃荒谋生。

临走那天，妹妹领着小弟弟站在村口哭喊：“哥哥，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那哭声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后来我听说妹妹被送到孙正庄一户姓崔的人家做了童养媳，小弟弟没过多久就活活饿死了。

我背着6岁的弟弟和大姐一家人，还有几户乡亲，带着干粮、野菜团子和一些水，挤上了去东北的闷罐车。

那时候的东北归伪满洲国管理，日本人把山海关划成了国界。工头反复叮嘱我们：“到了山海关，日本人问你是什么人，就说自己是满洲人，千万别说自己是中国人！”过卡子的时候，日本士兵和汉奸挨个检查，问话答得不对上来就是一顿大嘴巴子，有抗日嫌疑的直接用刺刀挑，挑得半死不活就扔到垃圾堆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攥着干粮的手都在发抖，只能硬着头皮顺着汉奸的话答，好不容易才混过了关。

从老家到扎赉诺尔，我们坐了十天九夜的闷罐车。车厢里没有座位，男男女女挤在一起，吃喝拉撒都在这几平方米的地方解决。女人们要上厕所只能由同伴挡着，男人们干脆就对着车门解手，稍不注意就会被晃出去摔死。

那是10月底的秋天，山海关以里温度适宜，往北走越走越冷，到后来冻得人都挤在一起。我们带的食物很快就吃完了，饿了只能在停车时跑到站台上买点大饼，渴了就接火车排下来的污水喝。一路上，我们看着许多同车的人因为生病被扔在半路，连名字都没留下。

熬了10天，我们终于到终点站了。那时的扎赉诺尔站还只是个小火车站，在现在的扎赉诺尔站和扎赉诺尔西站之间，叫908车站，因距哈尔滨908公里而得名。

我们穿着单衣单裤，一路哆嗦地跟着小把头来到了简易工棚，被扔在了那里。之后，我被分到了北煤沟的工棚里。

报到那天我就挨了一顿打。劳务系的人不点名字只喊工牌号，我刚到又老实，不知道是在叫我就没应声。他喊了三遍工牌号见没人应，冲上来就给了我两个大嘴巴子，打得我耳朵嗡嗡响。“叫你，你不吱声？”他吼道。我没反应过来，懵懂地问：“没叫我呀？”他更气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韩崇山。”他骂骂咧咧地指着我：“没听到叫你3916吗？”我这才明白，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韩崇山了，只是矿上编号为3916的工人，一条可以被随便打骂的命。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打人有个讲究，叫“协合嘴巴子”，就是两个人面对面互相打嘴巴子，打到一方累了为止。那天，一大批新来的劳工都挨了这样的打。

扎赉诺尔煤矿的日本人管得极严，工人们敢怒不敢言。矿上有电气、监控、劳务等部门，劳务系就是管人事的，大劳务系管全矿，小劳务系管南煤沟。管我的工头叫张文汉，是矿里的第三把头。

南煤沟在现在的南菜园子的下边。夏天还好，一到10月风就跟刀子似的，电线杆子被刮得直响。我上工两个月后的一天，天突然变了，大西北风卷着雪花刮得昏天黑地。我们下班往回走，发现风大得连方向都辨不清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南煤沟有十几里地，因风雪交加有的工友就迷了路，顺着风往达赉湖（呼伦湖）的方向走，越走越远，直到倒在了雪地里。那天一共冻死了7个人，都是从洮南一带抓来的劳工。他们死的时候姿势都怪得很，一个个龇着牙跪在雪地里，像在烤火一样——他们在冻僵的时候还在做梦烤火。这7条人命才让矿上的人真正怕了这里的天气，也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知道了什么叫“活着就是万幸”。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想住北煤沟的工棚了，我不想冻死在半路上。听说南煤沟有“大房子”，就是矿工的大宿舍，我就申请搬了过去。南煤沟有308、309两个大宿舍，还有一个小工棚，我搬进了309号“大房子”。

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通铺里，底下铺着麻袋和洋草，上面就是行李。我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每天天不亮就下井，天黑了才能上来，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喝的是井下的浑水。矿上的把头、监工天天盯着我们，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打骂。可就算是这样，我也只能咬着牙熬着。我不能死，还有弟弟妹妹在老家等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还有回去的希望。

四

当时，扎赉诺尔煤矿的日子从每天发三个糟糠饼子开始，在12个小时的苦工里熬到天黑，干一天活只能挣几斤杂合面，全家连半顿饱饭都吃不到。有家的劳工会托人捎点野菜、土豆、豆饼之类的食物，勉强凑一口。像我这样的单身汉，下了班肚子里空得能敲出响，只能喝几口凉水顶一顶。后来日本人仗打多了，杂合面我们也吃不上了，换成了橡子面，又涩又苦还刮得嗓子生疼。因为矿工营养不良实在没力气干活，日本人为了战争的需要，又开始每人一天发几斤杂合面了。

□本版素描画作者为高宝林，图片由韩有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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