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崇山 韩有国 张贵山 高宝林
20世纪70年代，韩崇山与弟弟韩树山（右）合影。
20世纪20年代，河北农村农民在打麦场上碾场。
20世纪20年代，河北农家小院里的粮囤。
韩崇山出生在破房之中，自此开始了他向命运抗争的人生旅途。
天灾人祸让韩崇山失去了幸福的家园。
韩崇山跟着招工的队伍登上火车去远方谋生。
20世纪30年代，河北农村农民在田地里劳作。
20世纪20年代，河北农村一角。
前言
我叫韩崇山，生于1925年11月20日（即乙丑年十月初五）。我的老家在河北省黄骅市周青庄，这座村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归沧州管辖。
我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时的老百姓常年被战火和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这条命是从死神手里抢来的。
1942年，刚满17岁的我揣着半块干粮跟着闯关东的人流一路向北，最终落脚在扎赉诺尔煤矿。那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早已踏遍了东北的土地，煤矿里的工人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但我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煤矿站稳了脚跟。
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被工友们选为工人代表，带领大伙儿跟工头和资本家作斗争，是矿区里有名的“硬骨头”。后来苏联人进驻煤矿，我又主动帮着煤矿组织生产。因为我干活不惜力、肯动脑筋，又会一点俄语，很快被地下组织看中，没多久就光荣入了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把全部心血都扑在了煤矿建设上。我先后任扎赉诺尔煤矿建设处副处长兼工会主席、农林处长、农工商联合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一干就是20年。
1976年，煤矿几千名知青和职工家属生活没着落，我主动请缨带着大伙儿开荒种地、建林场、搞养殖，硬是在荒原上闯出了一条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路子。1978年，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群英大会召开，我作为代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是我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时刻。1985年正式退休后，我没有真正闲下来，被满洲里市二卡农场聘为顾问。晚年时我常想，我们家族几代矿工，跟这矿山和黑石头绑在一起了。
一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日子苦得像黄连水。我的父亲常跟我说，我出生后的那段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军阀的队伍一拨又一拨祸害村子，土匪在乡里横行霸道，他们抢粮、抢东西、烧房子，老百姓的命就像风中的灯烛，说灭就灭了。兵匪多的时候像漫天飞舞的蝗虫，你方唱罢我登场。村子里天天都能听见哭声，家家户户都有走不动的老人、吃不饱的孩子，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去，我就是伴着这样的苦难哭着来到人世的。
那时候，逃兵像惊弓之鸟四处流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年轻人为了躲兵灾只能往高粱地里钻，一躲就是十天半个月，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出生那天，母亲躺在一间四处漏风的破房子里，一群上了年纪的婶子大娘围着那间破屋守护着我们母子，兵荒马乱的，谁也不知道这破房子是不是安全。屋外每过一拨兵，母亲就得用力拧我一把，只要我哭出声来证明这破屋是“产房”，逃兵们也就不会闯进来了。就这样，母亲一次次拧，我一声声哭，硬是凭着哭声把兵匪挡在了门外。后来逃兵渐渐散了，母亲看着我被拧得发紫的皮肤心疼得直掉眼泪，可村里的老人说：“这孩子哭声这么大，是个大命人，将来肯定能扛事儿。”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河北大平原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旧村庄，土坯墙塌了半边，茅草房在风里摇晃。一道残破的旧围墙围着村子，围墙下是一条长长的河，水从京杭大运河和黄河故道的支流流淌而来，一年四季水流不断、日夜不息，村里人都叫它“母亲河”。但这条河也没少给我们带来灾荒。我家离河不远，一家人住在一排破旧的土房里，东边是大伯一家，我家住正房，西面隔着篱笆就是村里的私塾学堂，往南走几步就是个废弃的磨坊，过了村头的小桥往西拐有个土炮楼，再走几十米，过了一片雨后积水而成的小水塘就是我家坐西朝东的大门了。
祖上给我们家留下了十多亩薄地，有四亩在庄东的盐碱地，四亩在庄西的大洼地，这些地种高粱，都得靠天吃饭，十年里有九年收不上来粮食。房后隔着河滩，往北十几米有三亩水浇地，一年能收两季，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能勉强维持大半年的口粮，再种点瓜菜换点零用钱，日子也能凑合过去。
我的父亲叫韩学峰，祖父叫韩久泽，身子骨都弱，常年有病。祖父一辈子受穷，早年就失去了妻子，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慢慢长大，各自成了家。记得我小时候，祖父常年卧床不起，父亲、大姑白天轮流背着祖父到外面晒太阳，一直伺候到老人病逝，身上连一点褥疮都没生过。我家家风端正，后来我父母也因病卧床，我们几个儿女年龄都不大，但也精心护理照顾。
我的母亲是渔家女儿，她的娘家在海边的歧口镇，也就是现在的黄骅歧口村。外祖父叫张保月，祖祖辈辈都靠打鱼为生，是远近闻名的船老大，为人豪爽仗义，水性又好，是海边汉子里响当当的人物。母亲常说，外祖父出海打鱼遇上再大的风浪也总能把船稳稳地带回来，可最后谁也没想到，一场大风把外祖父永远留在了海里。
那次外祖父出海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风，海浪把渔船打翻了，一船渔民都掉进了海里，被海水卷着往深海里漂。外祖父凭着极好的水性，抱着船桅杆爬到了最高处大声呼救，眼看就要游到岸边了，几条渔船也赶来救援了，可风浪太大船根本靠不近，救险的棕绳好几次都被大浪打断。外祖父看着身后还有没被救上来的乡亲，知道自己再坚持下去只会拖累救援的人，他对着救援的渔船大喊：“我命该如此，别再救我了！”说完就纵身跳进了茫茫的巨浪里，再也没有回来。
几天后，大海风平浪静，外祖母带着家人和遇难渔民的家属在海边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外祖父的尸体。渔村里的人把死难者的衣物埋在土坟里，对着大海磕头，这种没有尸骨的坟就叫“衣冠冢”。从那以后外祖母就立下了誓愿：家里的女儿再也不嫁打鱼的人。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一个人拉扯着5个孩子，日子过得极苦。后来，她的四个女儿都嫁给了附近的农民，再也没人上船打鱼。
我的表弟张愿成在海边做起了贩鱼的小生意，再也不出海了，他的后人一直住在歧口镇。20世纪70年代，我回歧口探亲，沿路打听没想到正好问到了表弟本人，我们兄弟俩几十年没见，就这么巧地遇上了，那种又惊又喜的心情到现在想起来都还清晰。后来我跟着表弟回了家，看到他日子过得安稳，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从天津一路南下，踏进了河北平原。那年我才12岁，亲眼看着日本侵略者的大卡车开进了村子。日军士兵手持机关枪，还牵着大狼狗，我看着闪着寒光的刺刀和吐着舌头的狼狗又好奇又害怕。
村里应付日军士兵的人员都是些老人和孩子，年轻的男子和妇女早就躲进了庄稼地、高粱林里，不敢露面。日本侵略者来了之后，村子里鸡飞狗跳乌烟瘴气，老百姓天天担惊受怕，再也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我老家的村头有条弯弯曲曲的河叫大延河，是黄河的岔河，也是大运河的运粮河。日本侵略者没来的时候，天热了我们这帮孩子就下河游泳、摸鱼，日子过得简单又快活。可他们来了之后，河边成了他们的土地，枪炮声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有一天，父亲挑着从歧口贩来的海货往家走，路上口渴了就到海边的一户渔民家讨水喝。他站在房子边，接过主人递过来的一碗水刚喝了一口，不知从哪儿飞来一颗子弹打在了他的右肩上……
二
父亲右肩的伤是日本侵略者在他身上刻下的一个烙印。那枚打进身体的子弹虽没立刻夺走父亲性命，但把一个家庭的脊梁骨打断了。为了救父亲，我们把庄东的四亩盐碱地贱价卖掉，这才凑够钱请邻村那个会治红伤的郎中来给父亲看病。
整整一年，父亲的呻吟成了家里不变的背景音。父亲的伤终于好了，却留下了永久的残疾——右臂再也伸不直，连拿锄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天也跟着塌了。
那年夏天的大雨整整连降40天，平地积水深达1尺，田埂被冲垮了，刚冒芽的庄稼全都泡成了烂泥。那年我才16岁，大姐已出嫁，家里还有10岁的妹妹、5岁的二弟、2岁的小弟。我的大哥和大弟弟都没能熬过灾年，早早夭折了。
我只上了一年私塾就再也没踏进学堂的门。每天清晨，我趴在学堂墙外听着里面的读书声，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可我只能转身回家扛起锄头下地，因为我成了这个家主要的劳动力。为了换取口粮，我们又把庄西那四亩大洼地卖掉，靠着这点钱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靠着邻里近支宗亲的帮助，我们一家人勉强活下来了。我由于吃不饱穿不暖，个子长得不高，人也瘦瘦的，顶门过日子真是力不从心。但家里没有壮劳力，我一个半大孩子就必须顶上。遇上好年景收的粮食也只勉强够吃半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当时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敢指望别的，所以后来我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理解得最深。
就在我们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汉奸的魔爪伸了过来。日本人利用华北的汉奸到处招劳工，说是去东北修工事、开山洞，管吃管住还能拿工钱。天津卫那个有名的把头人称崔家大柜的，带着人到我们这一带招人，我所在的韩姓家族一下子就被招走了50多个人。
那年我和同龄的本家侄子韩有路（小名小四）一起被汉奸哄骗着报了名。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跟着队伍徒步走到沧州，又坐闷罐车去了天津西郊。在天津一住就是20多天，每天两顿窝窝头一块咸菜，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们天真地以为再熬几天就能上工拿工钱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喊着让劳工们编队，我和小四一听以为是要出发了，高兴地往队伍里挤。这时一个说着家乡话的小把头冲过来一把拦住了我和小四说：“别进去！”他把我们往边上拉，“一边儿去，一边儿去，你们小孩子一边儿去！”我们不听还往里挤，他急得大喊：“你俩干啥去？快走开，晚了就来不及了！”硬是把我们从队伍里拽了出来。
后来他才偷偷告诉我们，那一批人是要被送到东北牡丹江一带当劳工的。他知道那批人去了就是九死一生，又知道我和小四是老乡，实在不忍心看着两个半大孩子往虎口里跳，才冒险把我们拦了下来。
□本版素描画作者为高宝林，部分图片由韩有国提供，部分图片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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