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农村一角。

1923年的北煤沟矿（得利矿）景象。

21世纪初期的扎赉诺尔矿区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田野景象。

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农民正在收获白菜。

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俄罗斯妇女正在喂鸡。

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的俄罗斯妇女喂养家畜。

2003年的东风路景象。

这份资料中所标注的扎赉诺尔街道名称应该不是日伪政权统治时期的旧街名，像胜利路、解放街等街道名称肯定不会是日伪政权命名的，这些街道名称应该是1946年后由东北民主联军工作队或更后来的扎赉诺尔区人委新命名的。这些日伪政权统治时期的资料后来是否经过了我方工作人员的整理和甄别？我方工作人员是否将资料上的街名进行了更改？这就有待考证了。

此外，这份资料提到的电影院应是指日伪政权统治时期设在中央街上的电影院，这个电影院与扎赉诺尔区人委在20世纪50年代所建的电影院没有任何关系。笔者在这份资料上看到日伪政权统治时期在中央街上还有一个电影院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笔者从来也未听家父说过日伪政权统治时期中央街上有电影院这件事情，但资料上的记载又很清晰明确，不容置疑。所以，这是日后我们需要弄清楚的一个悬疑问题。

北煤沟小市场和八乍市商街的一些资料。家父生前曾经说过，在日伪政权统治扎赉诺尔之前，扎赉诺尔有两个商家相对集中的地方，一个是位于北煤沟矿南侧的小市场，另一个就是街里的八乍市。

北煤沟矿（又名得利矿）是沙俄殖民者办矿时期扎赉诺尔煤矿三大主力矿之一。当时扎赉诺尔居住区还没有连成一片，一部分在北煤沟矿上班的矿工和家属都租住在北煤沟矿附近低矮的土坯房里，那些没有家眷的矿工一般都住在矿上提供的工人大房子里。由于北煤沟矿这里人口相对集中形成了一定的商业需求，所以就有商家在北煤沟矿附近开设了几家杂货铺和小饭馆。家父说：“你们的祖父当年就在北煤沟矿做铁道木匠，那时咱们家就租住在北煤沟矿矿坑边缘东面不远处的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所以，家父对北煤沟矿附近的几家商号和小饭馆还残存有一定的印象，但具体商号名称、掌柜名称想不起来了。

八乍市位于波洛尼科夫矿和南煤沟矿的西侧，很显然这个商街是因为这两个矿的存在而逐步形成的，最后因缘巧合下成为扎赉诺尔的商业中心。关于八乍市的形成时间，日本学者五条为正在《满洲里扎赉诺尔方面调查报告书》中非常明确地说，八乍市形成于16年前。五条为正是1933年到扎赉诺尔做社会调查的，那倒推一下时间，八乍市形成时间应是1917年。按照笔者的理解，日本学者所说的八乍市形成时间应指八乍市初具规模的时间。因为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八乍市最初可能是几个小商贩在那一带摆地摊卖货，由于冬季异常寒冷，于是有些小商贩便陆续建起一些土坯房卖货，然后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发展成为商业街区的。八乍市的雏形应始于20世纪10年代初或更早，到1933年八乍市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了。

1933年时扎赉诺尔农牧业生产情况

20世纪30年代的扎赉诺尔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农牧业，所谓的“农牧民”不过是一些种植蔬菜、养牛养羊的谋生者罢了。在这些“农牧民”中，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下井挖煤、打旱獭子、赶马车、打鱼的经历，种菜和养牛绝非他们来此地谋生的首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大多数人看来，能多挣点钱是最重要的，而要想多挣钱就得下井挖煤。但那时下井挖煤是高危行业，在井下作业时事故随时可能发生。再者，想要下井挖煤要有人介绍和担保，还要打点一番。所以有些人干脆就选择自己开荒种地或是给人帮工。总之，赶紧挣钱回老家是他们来到扎赉诺尔的最大愿望，那时候没有人想留在这里而不回原籍老家的。

当年扎赉诺尔有几片种菜的地方，如南菜园子、西小屯、小站、灵泉北菜园子、大河沿和三十里店。其中，南菜园子、西小屯、灵泉北菜园子和大河沿是当时主要的种植区。

根据日本人的资料，当年扎赉诺尔区域种地农民有300余人。种植物品种主要有罂粟、洋白菜、马铃薯、甜瓜、西瓜等。20世纪30年代，扎赉诺尔人就已经开始种植甜瓜和西瓜，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甜瓜和西瓜的种子很可能是日本开拓团带来的，因为扎赉诺尔老百姓称本地种植的西瓜叫日本西瓜。日本西瓜个头小、皮薄、籽黑、水分大，生长周期短。此外，还有一种绿皮南瓜，老百姓称其为倭瓜，疑似种子也是日本人带过来的。

1933年，扎赉诺尔区域种植的罂粟总销售额为12000块哈大洋。日本侵略者统治扎赉诺尔之后，虽然名义上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大烟，但实际上却鼓励种植罂粟，并以戒烟为名在八乍市开设康生院，这康生院其实就是大烟馆。由于日伪政权的鼓励，扎赉诺尔地区种植罂粟和吸食大烟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常态。许多善良本分的矿工因感染疾病而不幸染上毒瘾，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命丧黄泉。当时的扎赉诺尔地区缺医少药，一般老百姓是看不起医生的，好多矿工患重感冒或拉痢疾，抽上几口大烟病情就会好转，很多人就是这样染上毒瘾并走上绝路的。家父曾说过，那时有不少矿工因抽大烟穷得连衣服都买不起，夏天时下井就披个洋灰袋子做遮掩。到了隆冬季节，时常可见身披单衣冻死在路边的矿工。这些惨死的人大多是被大烟毒害的矿工。

1933年5月时统计资料显示，扎赉诺尔菜农种植蔬菜面积为1500亩。按照当时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估算，当年菜地里所种植的洋白菜（俗称大头菜）和马铃薯估计至少占全部蔬菜种植量的50%。按洋白菜种植350亩、马铃薯种植350亩估算，当年洋白菜和马铃薯的产量约为295万斤。

据日本人统计，当时每亩地能收获洋白菜200布度（每布度折合市斤为33.76斤），折合市斤为6752斤；每亩地产马铃薯50布度，折合市斤为1680斤。黄瓜、西红柿、豆角、甜瓜、西瓜等种植亩数和产量不详。

每年几百万斤的蔬菜大部分销往满洲里的道南市场和道北市场。当时的满洲里不仅人口数量大于扎赉诺尔，而且有很多俄国人。俄国人的生活水准明显地高于中国人，对蔬菜的需求量很大。此外，当时满洲里还驻有俄罗斯及日本的领事机构、金融机构、铁路部门、外贸企业，还有为数众多的商贸服务企业，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是满洲里的高消费群体，对蔬菜的品质要求很高。

满洲里地区整体消费层次较高，决定了满洲里地区的蔬菜价格高于扎赉诺尔地区，所以扎赉诺尔的菜农热衷将蔬菜送到满洲里去卖。据日本人统计，当时每布度洋白菜卖25—30钱，每布度白菜卖60—80钱，春季时每布度马铃薯卖90钱，秋冬季时马铃薯卖30钱。春季马铃薯价格为每布度90钱，折合每市斤约为3钱，即0.03元哈大洋。扎赉诺尔井下矿工日工资为0.6元，也就是说矿工下井一天的收入只能买20市斤马铃薯。

1933年5月时统计资料显示，扎赉诺尔有马342匹、牛329头、骡马4头、羊854只、猪44口、鸡824只。从以上数字看，当年扎赉诺尔的畜牧业生产规模较小，占经济比重也很小。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扎赉诺尔地区的经济不以农牧业为主，而是以煤炭生产为主；二是从价格上讲，当时的扎赉诺尔人自己养牛养羊不如向牧民买更划算。当时扎赉诺尔周边到处是游牧的牧民，他们手头的牛羊非常多，这是有数据可证的。1933年时，西旗有牛23674头、马26146匹、羊262946只、骆驼2110只。

虽然养的牛马数量不多，但对当时的扎赉诺尔人来说，养牛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当时马不仅是平时的代步工具，更是关乎当地经济运转的运载工具，是扎赉诺尔煤矿剥离土方时最重要的运载工具，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若没有马拉翻斗车，扎赉诺尔煤矿就不会有露天开采模式，就没有北煤沟矿和南煤沟矿，煤炭产量就不会达到年产几十万吨的规模。正因为马匹在当时的煤炭生产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人们将俄语“机器”翻译成中文为“马神”。

对俄罗斯人来说，牛奶、奶油、西米旦、面包和糖是生活的必需品，每天没有牛奶喝就像没有吃饭一样。另外对于远离故土侨居异国他乡的俄罗斯人来说，每天能喝牛奶、吃奶制品其重要性不亚于去教堂做礼拜。养奶牛、打羊草、食用奶制品是浸入俄罗斯人骨子里的一种文化理念。所以20世纪初来到扎赉诺尔工作、生活的俄罗斯人就将养奶牛、打羊草的生活习俗带了过来。在其后漫长的生活过程中，俄罗斯人养奶牛的生活习俗深深地影响了居住于此的中国人。但中国人养奶牛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养马、养奶牛都必须储存饲草，否则牲畜就无法越冬。每年到了夏季7月中旬的时候，养马、养奶牛的人家除了正常运输业务外，还要抽出一定的人力到周边去打羊草，也有花钱雇人打草的。

一般情况下，每人每日手工打草量可以达到30布度，折合市斤为1000斤，用马拉打草机打草每日可以达到400布度左右，折合市斤为1.35万斤。一般计算打草量不是以鲜草为计，而是以晒干堆成垛或打成捆后计算。一捆草即一普特，约32.8市斤。每普特干草的价格为34—35钱。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扎赉诺尔地区一年打草量约为1万布度，折合市斤为33.7万斤，折合10274普特。此外，凡打草者需按市价交纳约30%的税额。

□本版图片部分由老冀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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