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饭店。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茶庄。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药店。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粮店。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银器店。

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烟草店。

20世纪30年代，满洲里日本宪兵队。

邮政路（原中央街）街景。这条街道是原八乍市商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伪政权统治时期，居住在扎赉诺尔的俄罗斯人都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一位曾在满洲里长期居住的俄罗斯人尼古拉依·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维奇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日本占领军监控言论和思想动态，并建立了告发机制。满洲里宪兵队是执行机关，被称为‘日本军事使团’，办公地点在一座灰色楼，好像是在三道街上。任何不小心的批评言论或是苏联公民收听苏联广播的行为，都可能失去自由或生命。如果遭到逮捕，很少有人会有机会获得自由。”

在扎赉诺尔，没人敢雇佣没有户籍的俄罗斯人，无论是下井挖煤还是去呼伦湖区打鱼都不行。当时常有俄罗斯人因政治或经济上的原因，从二卡对面苏联境内的阿巴该图镇偷跑到中国，试图在扎赉诺尔躲避或找点活干，但在日伪特务机关的严密监控下，这些人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伪满警察署或日本宪兵队的人员拘捕。

日伪政权的严酷管制就连日本人自己也都感到些许无奈。1933年，日本经济调查会的五条为正一行到扎赉诺尔煤矿做社会调查，他的行动也同样受到日本宪兵队的严格限制。五条为正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我们的行动在目前的状态下也许会成为纷争的种子。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律不准照相，照了也只会被没收，也不允许做笔记。”

在阴霾下惨淡经营的扎赉诺尔商户。中东路事件爆发之前，扎赉诺尔的商业曾经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1928年，扎赉诺尔人口总数四五千人，商户数量近70户。

当年在扎赉诺尔众多的商号中较有名气的有：什锦斋饭店、广安居饭店、利盛福酒柜、同顺昌酒柜、双合盛商号、东泰永商号、赵恩涛小铺等。日本学者曾记述道：“扎赉诺尔的八乍市上有很多小商品杂货铺，面向矿夫销售。矿夫不赊账，杂货铺一年的收入为两三千元的样子。”

根据这段记述我们可以得知，当年的扎赉诺尔商业不仅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商业市场——八乍市商街。在八乍市商街不甚宽阔的街道两侧及两侧的小巷子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商号，有杂货铺、饭店、酒柜、粮店等，而光顾八乍市商街的顾客大多是在矿上挖煤的矿工。他们买东西从不赊账，并不是因为他们手头阔绰，而是这些来自齐鲁和燕赵大地的农民骨子里就有一种本分诚实的品质。另外从客观上来讲，也与当时矿上“下一天坑，挣一天钱”的结算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矿工的本分与诚实也让在八乍市上做买卖的商家获得较好的收益，至少不会因为现金紧张而陷入经营困境。

另外，这段记述还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1925年中苏合办煤矿期间，苏联矿长管理下的煤矿对待矿工确有那么一点善待的成分。尽管中国矿工的工资比俄籍矿工的工资要低很多，但苏联矿长毕竟能按时给中国矿工支付薪水，不拖欠工资。仅从这一点看，中苏合办煤矿期间苏方管理者与后来侵占扎赉诺尔煤矿的日本管理者确有很大的区别。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扎赉诺尔煤矿数千工人失业流散，商号纷纷倒闭，经济一片萧条。紧接着1932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扎赉诺尔。1935年，伪满洲国发布了国家动员法令，接着又制定了粮食统制法令、毛皮统制法令、牲畜统制法令等法规，把一切经济都垄断起来。1939年，日伪政权又设置满洲配给所，开始对扎区居民实行严格的粮食、布匹、煤等生活日用品配给制度，每个居民每个月只配给20余斤掺杂有砂子、石子且发霉的高粱米和玉米面。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战事吃紧，军需供给严重不足，为了保障日军军需，遂取消了对居民的粮食配给，改每月配给居民一定数量的橡子面。日伪当局在设置满洲配给所的同时还设置了日本配给所，专门为日本人供给粮食、肉食、布匹和其他各类生活用品。在当时，日本人每月可以购得大米数斤，而中国人只能吃橡子面。日本宪兵或伪满警察一旦发现有中国人携带或家藏有大米、面粉，就会以“经济犯”之名将其抓捕入狱。最残酷的时期，中国人在家里偷偷地烤几个土豆吃一旦被人举报，也会被当作“经济犯”论处。

在日伪政权全面垄断经济的情况下，扎赉诺尔的商业无疑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不仅是买卖没法做，更重要的是没有买卖可做。但日伪政权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经济繁荣，硬是逼迫一些商号持续营业，不得关门。当然，那个时期有个别商家持续营业是因为与日伪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日本侵略者严格实施毛皮统制法令的情况下，当时扎赉诺尔仍有个别商家堂而皇之地开设皮毛加工作坊，到牧区收购皮张，往外销售皮张制品，生意做得很红火。在日伪政权统治后期，扎赉诺尔最有名气和实力的商号利泰号号称有10万大洋资本金，是1938年扎赉诺尔所有商号总资本金的2倍。在日伪政权对经济实施严格垄断的情况下，利泰号还能正常经营，售卖粮油、布匹、杂货。此外，利泰号在八乍市设有分店，还在嵯岗开设一家分厂，在当地收购牛奶加工乳制品。结合时代背景，利泰号与日伪政权的关系不言而喻了。利泰号的大掌柜刘汉臣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不久迅速地将其所有资产一并变卖，然后便悄无声息不知去向。

据1938年有关统计资料记载，当时扎赉诺尔的商号除了上文提到的几家商号外，还有利泰号（大掌柜刘汉臣）、兴大号（掌柜赵庆霄）、东发祥（掌柜高威武）、协昌（掌柜吴仁斋）、元泰（掌柜张同升）、利生（掌柜藤左卿）、沈广仁商铺、得利园包子铺、同聚号杂货铺、张世荣肉食店等。此外还有多家小商号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1920年到1945年间扎赉诺尔共有1家钱庄、3家当铺。凯鹏钱庄大约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钱庄的掌柜来自当时的直隶省青县，掌柜的叫刘庆凯。凯鹏钱庄的经营规模、在扎赉诺尔的经营时间、所涉及的货币品种等细节未知。3家当铺中的济民当铺和杨春莆当铺是中国人开设的，剩下1家当铺是日本人开的。这些当铺主要业务包括典当和放贷，但不具有存储汇兑结算功能。1932年到1945年间，日伪政权在扎赉诺尔设有金融合作社，基本上垄断了当时所有的金融业务。所以，这段时间内扎赉诺尔地区钱庄、当铺数量稀少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在日伪政权统治期间，由于日伪政权对商业市场及生产和生活资料实行垄断管理和经营，对中国人实行严密的监控和严酷的摧残，绝大多数商家无法进行正常的经营，最终导致商户数量大幅下降。日伪政权为了支撑其罪恶战争的必需开支，同时也为了麻醉和荼毒中国人，便打着康生院的幌子鼓励个别商家在八乍市商街上开设大烟馆，此外，还开设了宝局号赌场、窑子大院等黑色产业。至今，当年的窑子大院虽残破却依然还在，当年的大烟馆（如今的回民饭店）还在通往南菜园子的街角处屹立不倒。这几处历史旧址是当年国人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的苦难历史之见证。

笔者原来认为在日伪政权统治时期，在扎赉诺尔开设商号的日本商人并不多，因为笔者过去查阅资料时只找到寥寥几家日商：松浦洋行、小岛氏当铺以及一家日本人开设的饮食店。

松浦洋行是一家以经营粮食、布匹和杂货为主的商号，其他情况不详。小岛氏当铺在扎赉诺尔经营时间较长，据说日本人小岛氏是日俄战争时期日军的随军俄语翻译，日俄战争结束后，小岛氏来到扎赉诺尔在八乍市开了一家当铺，一直经营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在日本人眼里，小岛氏是个变节者（指小岛氏当年脱离了日本军队的行为），而在中国人眼里，小岛氏慈眉善目，从不以邻为壑。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小岛氏的伪装罢了，日本人小岛氏能将其当铺开在中俄边境地区的扎赉诺尔，并且一直经营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就足以可见其与日本宪兵队和警察署关系之密切。实际上小岛氏就是收集情报的特勤人员。

受资料的局限，笔者对日伪政权统治时期扎赉诺尔日商数量和分布情况的探索工作几乎陷入泥潭。就在笔者为此感到困惑和彷徨之时，2021年5月的一天，王铁樵先生突然给我转来同道好友纪疆平先生收集整理的《伪满时期满洲里市商企情况》一文。在这份资料中，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日伪政权统治时期满洲里市区范围内的日商、日企情况，还记载了同时期扎赉诺尔地区的日商、日企的情况。可以说，这份资料极大地改变了笔者在此之前对日伪政权统治时期扎赉诺尔商业情况的认知。根据这份资料记载，当年日商、日企在扎赉诺尔地区有松浦洋行——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中央街第2户区24组；小岛氏当铺——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中央街食品门市部；龙江石炭株式会社——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沟东光荣街百货门市部；兴安合作社——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中央街铁木器具厂木器车间；日本饭店——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胜利街百货商店南侧；小岛旅馆——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中央街上；小卖联盟——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中央街上；山下租——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原中央街电影院；深田皮工厂——经营地址位于扎赉诺尔解放街南头。

□本版图片部分由老冀和王铁樵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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