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笔者（中）与石桥岗村党总支书记支洪涛（左）、驻村第一书记孙波（右）合影。

东港市前阳镇石桥岗村一角。

石桥岗村红色教育活动中心。

1952年5月，刘俊（后排左二）与宽甸白砬子站的同事合影。

装满货物的列车井然有序地停在满洲里站的轨道上。

满洲里俄式木刻楞建筑。

俄罗斯后贝加尔站远景。

1959年3月，满洲里站运输车间宽轨班组合影。前排左二为笔者父亲李栢筠，前排左一为刘俊，右二为许永香。

1955年6月初，因我父亲李栢筠的工作地点发生变化，我家从安东市（现丹东市）安东县（现东港市）刘家堡站搬迁到满洲里。

小时候父母曾告诉我，因为我出生在机场专用线上的站点，所以为我取名“飞”。为了搞清楚我家从丹东搬迁到满洲里的这段历史，我于2024年4月专程赴丹东进行探访。探访期间，我在丹东市档案局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并到我的出生地——刘家堡站所在的东港市前阳镇石桥岗村进行了探访。我与石桥岗村的领导和村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还参观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和刘小园机场旧址，并观看了抗美援朝空军战史专题片。这次探访让我收获颇丰、感触良多。

刘家堡位于鸭绿江右岸，距离鸭绿江入海口十几公里远，附近的土地平坦、风光秀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让志愿军空军迅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我国在丹东紧急修建了几个军用机场，刘家堡这里也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该机场建设时征用的田地多为刘姓家族的土地，且当地人称田地为园子，所以当地人俗称这个机场为刘小园机场。这个机场官方的正式名称是东沟机场，因为机场附近有一个著名的海沟叫东沟。

刘小园机场位于鸭绿江口附近，距丹东市区25公里。因为机场的运营需要铁路做保障，所以当年修建刘小园机场时还修建了机场专用线。我猜测，因为家父是中共党员，政治上可靠，所以从本溪铁路局的安平站（位于辽阳市弓长岭区）转勤到了专门为刘小园机场服务的刘家堡站工作。这是一份非常重要、光荣的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空军作战由中、苏、朝三国共同组成的联合作战指挥部指挥，指挥部设在浪头机场附近的金固矿山。刘小园机场由苏联空军管理，机场的警卫和防空任务也都是由苏联空军承担的。因此，我国在石桥岗村为苏联空军部队专门修建了军营，营房由八栋二层的青砖筒子楼组成，如今这些筒子楼作为文物被保护起来，当地人称之为八栋楼。

家父工作的刘家堡站就在石桥岗村，距刘小园机场只有不到一里地，刘家堡站的家属住宅也在村里，与苏联空军部队的军营比邻。据我的大姐回忆，她当年出门玩耍时常遇到苏联军人，这些苏联军人十分喜欢小孩儿，她和几个小伙伴常去军营大院里唱歌，然后苏联军人会给她们苹果和糖果作为奖励。大姐会把这些小礼物带回家，与我的二姐分享。对这段往事大姐记忆犹新。

我在赴丹东的探访中，有幸结识了石桥岗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支洪涛同志，支书记年轻有为、精明能干，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支书记对抗美援朝空军战史情有独钟，在他的努力下，石桥岗村筹建了红色教育活动中心（抗美援朝空军史迹馆），并将刘小园机场旧址打造成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心。

据家父回忆，空军的战斗任务十分繁重，弹药和油料的补给量也很大，机场专用线运输非常繁忙。为了防止联合国军的空袭，油料和弹药都是夜间运输。由于机场和铁路实行严格的灯光管制，铁路不能使用信号灯，当时调车作业的信号采用吹哨子的方法，按约定暗号进行作业。据支洪涛书记介绍，他听村里的老人讲，当年联合国军确实空袭过刘小园机场。当时有三座桥通往机场，一座叫石桥，一座铁路桥，还有一座公路桥叫卫国桥。三座桥相距很近，不过三五百米，联合国军轰炸铁路桥时没有找对目标，将卫国桥炸毁了，所以联合国军的轰炸并未对机场的物资供应造成大的损失。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以后，苏联空军回国了，刘小园机场由中国空军接管。若干年后空军部队撤离，刘小园机场列为空军永备机场，现在依然是军产。我2024年去探访时，当年前阳站至刘小园机场的专用线早已年久失修，但前阳站仍在运营，为距刘小园机场不远的丹东港服务。

1955年6月，家父接到铁路局的调令，从刘家堡站转勤到满洲里站。铁路局还调拨来了一节篷车车皮，要求家属一同迁往满洲里。与我的家庭同一个车皮迁往满洲里的还有两个家庭，家长分别是刘俊和许永香，他们和家父一样都是在丹东沿线铁路车站上工作的扳道员。我们三家很有缘分，三户人家的家长都被安排到了满洲里站宽轨车间工作，住房也都分配在了电报街的木刻楞房，成了邻居。

刘俊和许永香比我父亲年纪稍小，所以我叫他们叔叔。刘俊叔叔的儿子刘亚文和刘亚利是我的发小，他们哥俩是满洲里地毯场的汽车司机，驾驶满洲里市唯一一台产自上海的交通牌平头卡车。由于交通牌卡车在满洲里只有一辆，配件比较稀缺，汽车大修厂无法维修，所以这台汽车的维修保养只能由这两兄弟亲力亲为。每年的春天，在电报街的大院里，他们会把汽车发动机拆解成散件，清洗维护后重新组装，当时在满洲里有这样修车水平的司机实属罕见。

提起许永香叔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提起电报街“虎子队”，如今60岁以上的满洲里人可能都听说过。20世纪60年代，电报街出现了一拨淘气爱打架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头儿就是许永香叔叔的儿子许世贤。他是1950年出生的，属虎，所以社会上称电报街的这拨爱打架的孩子为“虎子队”。其实所谓的“虎子队”只是电报街十来个常在一起玩耍的中学生，他们偶尔会与道南的孩子们打架，因为打架这个事，几个孩子被铁路公安部门集中到铁路俱乐部参加了几天学习班，“虎子队”的说法自此传播开来。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大的违法行为。

如今，当年同一个车皮搬家的三位铁路职工都已经作古，为了搞清楚为什么铁路局会安排我们三个家庭同一个车皮搬家，我向刘俊和许永香的子女们求证相关情况。刘俊的儿子刘亚利告诉我，他父亲当年在安东宽甸满族自治县的白砬子站工作，并提供了他父亲与工友合影的照片。我还电话联系上了许永香的大儿媳，她只知道公公家是从安东转勤过来的，不清楚具体在哪个车站工作。由此看来，我们三家的家长因为都是要转勤到满洲里站工作，所以被铁路局安排同一车皮搬家，没有其他特殊原因。

我的父母曾经讲述过搬迁的故事。当年的搬家车加挂在货运列车的后面，所以沿途需要多次重新编组列车，列车行驶得很慢，从丹东到满洲里用了四五天时间。各家都在车上打了地铺，吃住都在车上。好在当时车厢里还安装了烧煤的铁炉子，可以烧水烧饭。每到机车加水的时候，大人们都要抓紧时间下车去打水。我们三家当时相互都不认识，在旅途中才逐渐熟悉起来。

货车一路向北行驶，穿越了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翻越了峰峦叠翠的大兴安岭，来到了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越向北走越荒凉，因为绿色不见了，未返青的草原一片枯黄。铁路沿线的村屯越来越稀疏，人烟越来越稀少，离自己的老家和亲人越来越远。由于对满洲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不安和恐惧不时侵扰着大人们的心，导致他们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大家连说话的心情都没有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甚至有人潸然泪下。夜晚车厢里非常安静，只能听到车轮碾压过铁轨接头发出“咯噔咯噔”的刺耳响声，大家的心也随之颤抖。在这样沉闷的气氛中，我们抵达了满洲里。

没想到的是，满洲里给父母的是意外和惊喜。大家没有想到满洲里市的建筑这么洋气，也没有想到满洲里站的规模会那么大，更没有想到给我们分配的木刻愣房那么漂亮。满洲里街头的微风把大家心头的阴霾都吹散了，大家怀着愉悦的心情搬入了新家。

到了满洲里父母才知道，电报街的邻居大多是近日从南满铁路转勤过来的，都在满洲里站宽轨车间工作。当时车站里的各个岗位上还有一些苏联员工与中国员工混岗，不久苏联员工就都回国了，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家父当时也没有说清楚。

后来我通过查阅史料得知，原来从满洲里站建站起，宽轨站场的产权和经营权一直属于俄罗斯的后贝加尔铁路局，1952年苏方向中方移交中东铁路时，因宽轨站场这部分财产不属于中东铁路，所以当时没有移交，直到1955年6月30日才全部移交给中国。我这才知道，原来家父和其他转勤到满洲里站工作的同事，是为了从苏联铁路部门手中接收满洲里站宽轨铁路的。虽然家父当时懵懵懂懂的，不知道这次调转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但我的全家就因为这次接收来到了满洲里，可以说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搬迁。

到2025年6月，我来到满洲里已经整整满70周年了。有句话说得好：“他乡日久即故乡”。满洲里已然成为我的故乡，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参军，在这里就业，在这里娶妻生子，我看着它从边陲小镇蜕变成了口岸名城。啊！满洲里，让我为之倾倒。

□本版图片部分由李玉飞、王铁樵提供，部分来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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