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姓知青告诉大家，搜救的汽车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往返了几趟，但他怎么喊车上的人都听不见。大家问：“你会吸烟，手头不是有火机吗？怎么不点火？”他说：“我怕烧了草垛，不敢。”其实当时遍地都是雪，根本点不着火。

因为始终无法联系上搜救人员，王姓知青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钻进草垛里御寒，最后双脚实在冻得受不了，就把毛线手套也套在脚上。大家又问他：“你怎么走那么远？”他说：“我迷路了，找不着大队了。”要回大队本来应该往南走，他却一直朝北走，看到草垛说明他已经进入冬季牧场边缘了。

其实他骑的马是认路的，只要松开缰绳，马自己就会找到家，有句谚语说得好——老马识途。只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冬天迷路时不要一直骑在马上，要坚持在地面走或是慢跑，这样可以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防止冻伤。

说起老马识途，其实牛也认路。20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小站，当时小站人家几乎都养牲畜，需要大量草料。因为小站没有草场，铁道北草场又归区运输社管，不让我们打草运草，我们只能在区运输社工作人员看不到的地方打些草，然后选择没有月亮的夜晚后半夜偷着往家拉。没有月亮根本看不清路，这时候就要靠老牛识途了。在家的附近选好地方，一直在那里喂牛吃草，让牛养成在固定地方吃草的习惯。以后每到半夜拉草看不清路的时候，你只管放心地坐在牛车上，不用指挥它，什么时候牛车停了，就肯定回到牛日常吃草的地方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姓知青的双脚肿得越来越厉害，大队领导立即决定让两名知青护送他到嵯岗镇，然后转送回扎赉诺尔。

后来我们听说王姓知青住院后两只脚不但没有消肿，反而颜色变得越来越深。当时医院的技术和药物都有限，治疗不了这么严重的冻伤，为了保住王姓知青的生命，院方下达了准备截肢的通知。没有办法，他的父亲含泪用颤抖的手在手术告知单上签了字。到了手术那天，当护士给王姓知青做术前准备时，他情绪激动以死相威胁，明确告诉医生如果截肢他就死。父亲劝他手术，他宁死不从，实在没有办法，他的家人告诉医生手术不做了，听天由命。没想到竟然出现了奇迹，经过一段时间的综合治疗，王姓知青发黑的双脚颜色越来越浅，肿胀也逐渐消退，最后行走自如，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时间到了11月中下旬，有一天大队安排我们知青去抓羊（宰杀冬季肉食羊）。当时室外的温度非常低，滴水成冰，羊宰杀完后立即就能冷冻起来。

羊群被圈在一个大圈里，伊和乌拉大队的队长嗄不迪（当时他50多岁）交给我们一个前边拴着绳套的木杆，他手指羊圈里哪只羊我们就把它套住抓出来，把羊嘴扒开让他看一眼，然后放在另一个小圈里，数量够了羊就会被拉走。因为我们人多且羊都挤在了一起，所以非常好抓。

后来我们才知道，嗄不迪队长让我们抓的都是羯羊，即被阉割的公羊。那时小羊出生后，不负责留种的公羊都要阉割。每只羊都要剪耳朵，即在耳朵上剪一个统一的形状，不同大队的耳记是不同的，不同性别的羊剪的耳朵也不同。大牲畜则是在后腿部烫钢印，不同大队乃至公社之间的印记都不相同。

当时牧民冬季按人头每人分三只半羊，我们下牧点时也随身携带三只半羊。这羊必须是四颗牙以上的，羊羔生下后一年长两颗牙，长八颗牙时即满四周岁。另外每个蒙古包还分一头牛、一匹马以及一定数量的骆驼肉，都储存在勒勒车里，由此可见肉是蒙古族老乡的主食。

在冬营地喂弱牛

集训一个月后，我们知青被分配到了牧民家中。

我被分配到距离大队30多公里的哈拉诺尔（蒙语黑色泡子）冬营地喂弱牛，这里距离圈河边防站9公里。冬营地有三户人家，我入住的蒙古包居住着一对母子。当时额吉年龄50岁左右，她的儿子年龄17岁，我19岁。每天额吉负责做饭，并和其他包的妇女一起收拾牛圈，我和她的儿子一起喂养100多头弱牛。我每月交10元伙食费给额吉，后来听说有人交5元。

那时，我每天需要完成的工作如下：一天三次用小马车从草栏子里把草运到牛圈，下午从井里提水饮一次牛。水槽是用水冻的冰槽子，饮完牛后需要用铁锹把水清理干净，防止水冻在水槽里。水槽两边地面和水槽内部要经常用铁镐修整，把多余的冰刨干净，再撒上干土防止牛滑倒。因为没有保温棚圈，牛一旦滑倒就会冻死。

冬营地蒙古包里的炉子是用土坯砌筑的，毡包外面还要用马粪把周边培起来，包内哈那（即围墙）的墙体再贴一层较厚实的牛皮纸，蒙古包套脑（即天窗）的烟囱周围也用铁皮封起来。蒙古包内人们睡觉的位置和家具摆放的位置是有严格规定的，进门正面是祖父母睡觉的地方，我的床在蒙古包西侧，额吉的床在东侧，儿子在母亲床下铺羊毛毡席地而睡。

这母子二人都不会汉语，我集训时学的日常蒙语就派上了用场，简单的生活和劳动沟通起来不成问题。额吉对我非常好，每次吃饭都等我和她儿子吃完她才吃。一天三餐，早上奶茶、炒米、果子片，搭配上凉手扒肉、奶干、奶豆腐、奶皮子等，中午面条，晚上还是面条，但会配上煮手扒肉，一年四季几乎都一样。额吉馒头蒸得也很好，是用酸奶发的面，我只吃过一次，从心底佩服额吉的高超手艺。

蒙古袍原来对我来说就是件衣服，但我发现蒙古袍穿在额吉身上就是一件令人惊奇的工具，平时用来兜牛粪，晚间用来当被子，冬天还用来兜雪、兜冰，慢慢地我也学会了将蒙古袍当作一件工具。接羔的时节，在野外放牧遇到寒冷天气时，大地是产床，蒙古袍就是弱羔的保温箱。我就曾经把冻得发抖站立不起来的初生羊羔揣在怀里，暖过来以后再交给它的母亲。有人可能要问会不会很脏，你可要知道，一只羊羔在牧民心里的分量，衣服脏了真不算什么。说到工具还要提一下大铁钳子。蒙古包内烧火不用炉钩子，火炉旁都有一把大铁钳子，既可以用它夹牛粪、透炉火，又可用它在锅内翻转手扒肉。

在蒙古包里睡觉，冬季钻被窝时包内是暖和的，躺下就不要随便翻身了，一旦起夜那可就要遭罪了。冬营地的蒙古包尽管采取了很多的防寒措施，但因其自身保暖性能差，严寒季节蒙古包内仍能结冰。因为怕睡觉时把被子蹬开，每晚我都用行李绳把被子拴在蒙古包的围墙上，然后在棉被的上面盖上蒙古袍。额吉每晚都是等我和她儿子躺好后她才睡，早晨也是额吉把炉火生好后我俩才起床，我和分到其他游牧点的知青相比实在是太幸福了。

参军愿望落空

1969年1月征兵时我报了名，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一年征了两次兵。

第一次测量血压，我的血压是90/130毫米汞柱，数据不正常。武装部部长达林台说这是心情激动导致的血压不正常，让我先查其他项目，查了一圈下来其他项目全部合格。我们大队的另一个人已经体检合格，如果我的血压正常，两名征兵指标正好完成。这时接新兵的同志和武装部部长达林台非常着急，让我重新测量血压。这次测量的结果是90/140毫米汞柱，达林台部长急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小伙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心情激动的。”

为我体检的医生姓邬，是嵯岗镇医院专门请来的老医生，为人特别认真。由于其他项目检查全部合格，经过达林台部长的请求，邬医生同意我休息一会儿再测量一次。我再一次坐在了邬医生面前，当测压带往胳膊上一缠时，我感觉心跳十分厉害，不由自主地说：“别量了。”邬医生问：“怎么了？”我说：“比刚才还得高。”结果血压90/150毫米汞柱。达林台部长向邬大夫乞求道：“大夫，你就写上血压90/120毫米汞柱吧，这小伙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邬医生吼道：“到部队是要复查的。” 最后，尽管有两个指标，尽管全公社只有一人合格，我也没能当上兵，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认真。

多年后听妻子的老舅讲，那年征兵招的是我们国家最后一批骑兵，当年他就在那支队伍里。我和妻子开玩笑说：“差一点我和老舅就是战友了。”

后来我在扎赉诺尔矿务局总医院任党委书记时，在《健康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了“白大褂高血压”，即见到医生血压就高，这才解开了困扰我多年的疑虑，真如达林台部长所言“心情太激动了”。

征兵结束后，嘎拉布尔公社副主任乌云嘎图希望我能到蒙校任教，教汉语，我和他说不愿意当老师，他说那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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