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0日，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两地的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开始上山下乡。

当时，我的姐姐姜成云是满洲里市第一中学67届高中毕业生，我是扎赉诺尔矿区丹疆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扎赉诺尔矿区饮食服务公司的领导多次找父亲谈话，商讨我和姐姐上山下乡的事情，最终领导同意我和姐姐只走一个。不用商量，走的人肯定是我。

记得我去报名时，工作人员问：“去农村还是去牧区？”我问：“有国营农牧场吗？”工作人员的回答非常明确：“66届和67届的学生只能去农村和牧区公社。”由于我在学校曾经连续两年进行了支农劳动，对农村的臭虫害怕极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去牧区。”

经过简单的体检和登记，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既有纪念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物品：能挂在胸前的马口铁框的毛主席挂像、草帽、军用水壶、背包。然后工作人员让我回家等通知。

妈妈怕我挨冻，便和姥姥、姐姐一起浆洗加厚了一套棉被褥，还给我做了新棉袄和棉裤。尽管爸爸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的时间，但他还是挤出时间帮忙制作了毡底棉鞋、皮帽子和皮手套。

初到牧区

1968年10月24日下午两点多，一辆扎着大红花、悬挂“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标语的大客车和一辆敞篷车从满洲里出发，途经扎赉诺尔，停在小站（现东湖区新开河镇）三道街和水源路的十字路口。扎赉诺尔矿区知青办周国荣主任和两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人是满洲里市知青办的）走下大客车，帮助我们3个在小站居住的年轻人把行李装在敞篷车上。

周主任正式通知我们，下乡的目的地是新巴尔虎左旗（俗称东旗）嘎拉布尔（蒙语永恒之意）公社。我和送行的亲人、同学告别后上了车，在车上我发现有5位丹疆中学66届的校友，其他人都不认识。汽车启动后，我透过车窗看到姐姐、妈妈在抹眼泪。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大客车停在了嵯岗镇嘎拉布尔公社的门前。公社领导同我们这些知青一一握手后，安排我们在会议室休息。周国荣主任和两名工作人员与公社领导交接后，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一定要安下心来，虚心地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然后乘车返回了满洲里。

当时，接待我们的领导是嘎拉布尔公社副主任乌云嘎图。他原是嵯岗镇小学蒙校校长，当时他年纪不到40岁，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为人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他介绍我们知道了嘎拉布尔公社下属三个大队，我们这批知青有16人（满洲里市铁路中学8人、丹疆中学7人、社会青年1人）分配到伊和乌拉（蒙语大青山之意）大队，其他8人分配到巴音乌拉（蒙语美丽富饶的大山之意）大队，嘎拉布尔大队此次没有分配知青。

伊和乌拉大队北面是俄罗斯，两国领土之间隔着一条额尔古纳河，东与陈巴尔虎旗接壤，西连嵯岗牧场。伊和乌拉大队面积690平方千米，2020年常住人口不足600人。

乌副主任在跟我们讲话时非常直率：“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牧民再教育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民族政策，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能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事坚决不能做，一定要充分尊重牧民的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最后，乌副主任告诉我们，明天早晨两个大队会派车来接我们。

我们当天的晚饭是在公社机关食堂吃的，炖羊骨头配馒头。这顿饭对于平时见不着多少肉和细粮的我们来说，痛快得和过年一样。晚上，我们就睡在会议室，长条椅两个一合并就是挺好的床，大家嫌费事不铺行李也不脱衣服就直接睡了。

第二天我们的早饭是奶茶、炒米、奶干、果子片等。上午9点，伊和乌拉大队派来的两辆三套马的胶轮平板大车到了。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名叫长福（蒙语名字是乌尔图杰尔格乐），蒙汉语兼通。他也是一名知青，是海拉尔一中66届初中毕业生。

长福介绍，伊和乌拉大队的队部就在大青山脚下一处叫和日木图（蒙语院墙之意）的地方，距离海拉尔河畔不远。虽然嵯岗镇和伊和乌拉大队的直线距离也就十几公里远，但海拉尔河横在两地之间，想去伊和乌拉大队必须绕行嵯岗牧场大桥，要绕远，最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伊和乌拉大队。

到了大队后，大队领导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苏得布书记致欢迎词。因为伊和乌拉大队的书记苏得布，队长嘎布迪和副队长阿日布登都不会讲汉语，所以他们说的话都靠长福翻译。

欢迎仪式结束后，长福介绍之后一个月将进行集训，集训工作由他负责。他告诉我们，知青的餐饮和住宿都在一个大蒙古包内，已经围绕火炉支好了16张简易木板床，食材和餐具大队提供，但需自己做饭。后来我们通过民主协商选出一名马姓知青专职为大家做饭。

到了蒙古包内，长福让大家把崭新的羊毛毡铺在木板床上，再把褥子铺在羊毛毡上，最后把一整张熟山羊皮铺在褥子上，长福告诉大家这样做睡起来会非常暖和。

从长福的话中我得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再加上伊和乌拉大队所处位置特殊，牧民中凡是出身不好或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从国境线后撤了15公里生活。也就是说，能分配到伊和乌拉大队的知青政治上都是可靠的。听到此话，我从内心感谢扎区知青办领导对我的信任。

长福长我一岁，是嵯岗镇本地人，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文化功底也很扎实。1969年春我到大队当了秘书，从此我俩经常在一起，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但是有一点不好，每到需要讲蒙语的时候长福都抢先替我翻译，导致我的蒙语非常差。

后来长福被选送到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学习，经过刻苦学习他精通英语、汉语、蒙语和新蒙语，还能较熟练掌握布利亚特语、巴尔虎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等几种语言。毕业后他写信告诉我分配到了呼伦贝尔盟公安处工作。但我参加工作后几次给他写信都没有音讯，我就求人到盟公安处找他，奇怪的是大家都说没有这个人。直到退休后，我又找当时在呼伦贝尔盟文化局工作的朋友帮忙，终于在呼伦贝尔盟老干部局查到了他。工作人员问我：“找这个人干啥？”我说：“是一个乡友。”工作人员说：“他的电话号近期才解封。”

就这样直到2009年2月18日，我和老伴在老朋友赵永良的陪同下，在海拉尔长福的家中与他重逢，距离我上次见到他已隔了39年。长福告诉我们：“你们能找到我说明按规定我已经解密了。”我这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是需要隐姓埋名的。闲聊中，他表示很感谢国家对他的照顾，他孩子的生活也被国家安排得很好。

我们知青在伊和乌拉大队的集训内容有：学习上级文件、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公社和大队的规章制度、民俗风情、平时应该注意的具体事情、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以及其他需要知道的知识。其间，大队把十几位额吉集中在一起，给我们每人量身定制了一件蒙古袍。可能当时布票很紧张，我们的蒙古袍都没有包布面。给我缝制蒙古袍的额吉告诉我，由于我比较高，我的蒙古袍比别人多用了一张绵羊皮。

我的校友钱德门是蒙古族，因没有语言障碍，培训不到半个月就被提前分配下点。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知青正在大队院子里清扫卫生，钱德门骑了一匹白马回大队办事，顺便看看大家，从来没有骑过马的我们借机轮流骑马过了把瘾。一位王姓知青因感冒在蒙古包休息，所以当他出来骑马时太阳马上就快落山了，当他骑马出去跑了一圈后想回来时就分辨不清方向了，就这样迷了路。

等我们发现不对劲时天已经黑了，大队又建在低洼处，我们站在高处瞭望也看不见王姓知青。大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员开始搜索，天越来越黑，我们在手电的照射下只发现一些零乱的马蹄印。边防站得知情况后也非常重视，马上派来了汽车，并派来解放军和我们一起找人，可是直到半夜两点多我们仍一无所获。经过领导研究，决定先让搜寻人员回大队暖和暖和，等天色逐渐放亮时再继续寻找。解放军们也没回边防站，大家吃了点煮挂面和衣而卧。

天刚蒙蒙亮，大家就被唤醒了。我们站在汽车上往北寻找，走了有20多公里，隐约看见前方有一个黑影晃动，我们急忙向前，只见王姓知青骑在马上，鼻子是黑的，两边脸蛋却是白的。大家把他扶下马后，牧民立即戴着手套用雪给他揉搓耳朵、鼻子、脸和手，一会儿皮肤颜色逐渐变得红润起来了，之后确定没有问题了才把他扶进驾驶室。后来我们才知道，冻伤是绝不能用热手搓的。

回到蒙古包后，我们把王姓知青的棉靰鞡脱了下来，发现他把毛线手套也套在了脚上。脱下袜子后，发现他的双脚发亮，牧民一看赶紧给他搓脚。就因为没有在外面脱鞋搓脚这个小小的疏忽，王姓知青的两只脚因为冻伤很快就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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