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满洲里市区内有汉族人口5000余人，而加入“一贯道”的道徒竟达2000余人。“一贯道”的道徒遍布满洲里市的各行各业，例如市政府干部吕某某、公安局干部张某某、小学教员梁某某、工商联委员孔某某、街道居民纪某等人就是满洲里各界的“一贯道”代表人物。但这些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很快醒悟，在反邪教的斗争中坚决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一贯道”的反动活动。
为维护扎赉诺尔区社会秩序，促进煤炭事业的发展，1949年秋，政府成立了扎赉诺尔区公安派出所。我于1949年冬被派往扎赉诺尔区任派出所所长。在扎区任职的一年间，我除了积极配合市公安局开展侦查工作外，还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狠抓社会治安，加强了对特种行业的管理，同时加强了对这些行业的监控工作，打击和预防了犯罪，保证了煤炭生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进行。二是进行了全面的户口登记和发放居民证的户政管理工作。通过调查登记工作，初步掌握了社会人口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了敌特和刑事犯罪活动的社会基础，为政治侦查和刑事侦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很快战火燃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跨过了鸭绿江。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努力恢复生产，医治几十年的战争创伤。但残留在国内的武装土匪特务和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跟反动的地主和富农互相勾结、制造谣言、蛊惑群众，破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妄图把刚刚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于摇篮之中。
因此，党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了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在这种形势下，1950年冬我被调任满洲里市公安局警政股股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摸清了全市人口的思想动态，家庭人口的职业、经济状况，国内外社会关系等。明确了人口管理重点方面，掌握了敌特活动和刑事犯罪的社会基础，为进一步开展侦查工作奠定了有利基础。
1953年，人民政府通过发动群众性的大镇反，狠狠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让社会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也由原来以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转移到保卫经济建设方面来。因此，1953年5月，政府撤销了满洲里市军政委员会保卫部。为加强满洲里市公安局的力量，局内的建制由原来的股改为科，并增设了经济保卫科，同时在各大厂矿企业增设了保卫科、股。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7月我被调任经保科科长。
因为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扎赉诺尔区人口迅猛增长，地方政权机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将原来扎赉诺尔的区级建制改为相当于县级建制，设立了矿区党委和相当于县级单位的区政府。矿区党委内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业部和财贸部。区政府内设办公室、民政科、劳动科、文教科、财政科等机构。原来的公安派出所改建为公安分局，并相应地建立了矿区人民法庭。1957年5月，我被调任扎赉诺尔矿区公安分局局长。我在公安分局工作了将近一年，主要是抓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业务建设工作。
扎赉诺尔的工作进入正轨后，1958年8月，我从扎赉诺尔矿区公安分局调任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由于当时的检察长张众音患病常年在家修养，因此我全面承担起检察院的领导工作，同时我还兼任满洲里市委第二批肃反办公室副主任。
1960年初，因为之前检察院受理肃反办公室移送的30多起反革命案件时，我们按政策规定认真进行了审查研究，并对几起案件的定性和处理意见提出了异议，所以我被有关部门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上撤销副检察长职务。
1961年，我去盟委党校学习，我的觉悟、认识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我认为有关部门对我的结论和处分是很不公正的。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我在学习中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了有关部门对我的批判和处分的有关情况。
1962年，有关部门给我做了全面平反，我被调回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恢复了副检察长的职务。此时，张众音检察长已提升为副市长。我的职务虽是副检察长，但实际上承担的是检察长的职责。
呼伦贝尔盟检察院工作人员对我恢复职务很高兴，不仅找我去盟里交谈业务工作，还决定派我去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深造。因此，我于1963年9月至1964年2月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毕业后返回工作岗位不久，1964年9月，满洲里市委决定抽调我随市委第一书记李俊谭同志去包头市第一机械制造厂搞“四清”运动。这样，我们一行十人随同李俊谭书记于1964年10月2日离开满洲里，赴内蒙古参加“三干”会议。尔后于1964年11月上旬编组进驻包头第一机械制造厂。
我被分配在内蒙古“四清”工作团二分团第三工作队，进入一机厂202车间进行调查摸底，广泛接触群众，展开了内查外调工作。1965年5月，我带领一名青年工人赴河北蓟县山区搞外调。经过一个月的外调，我们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于6月中旬回到了包头。“四清”运动到8月份已全部结束，呼盟抽去的绝大部分队员已撤离包头第一机械制造厂返回满洲里市。而我与另外一个人被留队，又搞了一段企业革命化运动，于1965年9月29日回到满洲里。
随着政治运动的愈演愈烈，我也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禁闭室。
1970年初，黑龙江省派来了军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了满市党、政、财、文大权，办了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满市党政干部集中了起来。大学校关闭后，有关部门又在双山子（达赉湖东畔）办起了满洲里市“五七”干校，把全市干部集中起来到双山子去开荒种地，结果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什么都没收回来，最后不了了之。我在“五七”干校上夜班时，左手因公受伤，造成了终身残疾。
归宿
1971年初我被正式解放，分配了工作。先是分配在满洲里市革委会生产建设指挥部任副主任，分管农牧业生产。后来有关部门撤销了生产建设指挥部，分别成立公交、农牧、财贸、文卫等办公室，我又被分配到农牧办公室任主任。这时，我曾多次深入二卡、东方红公社、红旗公社、农机修造厂检查、组织、整顿生产的恢复工作。
1976年初我得了冠心病，从此长期病休待在家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后，我再也待不住了，积极要求组织分配适当工作，但多次要求无果。这时满洲里市档案局从上级档案部门接收回了3000余卷中华民国历史档案资料，需要整理归档，一时抽不上人来，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获得了上级领导的同意，于1977年1月3日到档案局报到，当上了一名特殊档案员。经过大家一年多的共同努力，这些历史资料有秩序地存入档案库。
1978年末恢复重建检察机关时，经盟委批准，满洲里市委下令任命我为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是我第三次在满市担任检察长的职务。我于1979年初来市委组织部报到，同时报到的还有滕维珍和贾春华。当时检察院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用具，加上满洲里处于战备紧张时期，我们三人只好每日到组织部上班，协助办些具体事务。
1979年3月，黑龙江省召开第七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市委决定让我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要求各县、旗、市迅速将检察机关恢复建立起来，在5月1日前要把检察院的牌子挂出去，并开始受理案件，要全部承担起批捕、起诉工作，逐步开展出庭支持公诉和自侦工作。回来后，我向市委常委会全面进行了汇报，市委决定暂时先给检察院两间办公室，开始筹建工作，待开展业务工作时再想办法解决办公室的问题，自此才算正式开始了检察院的筹建工作。
筹建工作的第一步，我们检察院按照9人编制调配人员和购置办公设备，后来盟委又给我们增加了15个编制，之后就按照24个人的编制调配干部和购置办公设备。1979年6月1日，我们正式挂出检察院机关的牌子，同时调进了10名工作人员，承担起了批捕、起诉业务。自此筹建工作转入了边组建、边工作、边学习的阶段。
1980年8月，检察院已先后配备18名干警，并成立了两科一室，即刑事检察科、自侦科、办公室。各种办公设备已基本配齐，工作已走上轨道。此时组织决定调我到呼盟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就这样，我在呼盟检查院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1983年6月，在盟直机关机构改革中我自愿申请离职休养。
现以我的《离休有感》为结束语吧：投身革命为国愁，风雨纵横几十秋。治国安邦兴改革，是非得失无时休。心底无私荐贤流，应召提前办离休。读书读报习书法，心怀坦荡乐清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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