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荣
作者的姥爷于金箱。
1966年，父亲张维钧、母亲于淑梅与孩子们的合影。
1966年，父亲张维钧、母亲于淑梅与孩子们的合影。
青年时期的父亲张维钧与母亲于淑梅合影。
万泰利商号的发票。
1941年，大姑张维玉与姑父杨兴发在四道街兴华楼举行新婚典礼。后排左一为祖父张连喜。
后来我通过爷爷闲谈中的只言片语以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姥爷的传说，大概理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20世纪初到解放前，爷爷确实为党做了一些秘密工作，只是因为解放前时局动荡不安而一直没有公开身份，并且我的姥爷于金箱也同样和爷爷一起为党做了一些秘密工作。
我爷爷和姥爷是铁哥们。姥爷当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原满洲里照相馆对面的五金商店就是姥爷原来商号的房子。姥爷的五金商号名字叫万泰利，商号房子前面是店面，销售五金用品，房子后面是加工厂，在满洲里他还有一座面粉加工厂，也是前店后厂模式。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的这条铁路沿线上，姥爷有八个这样前店后厂的商号。
我妈妈给我讲了姥爷的故事。有一次，日本侵略者掌握了姥爷利用自己铁路沿线商号众多的便利条件，从哈尔滨护送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到满洲里的情报，日本侵略者占领满洲里的时候，因为对苏联怀有深深的敌意，对边境的管理比东北军阀时期要严得多，所以姥爷就被他们盯上了。
姥爷被日本侵略者抓走后，他们想从姥爷口中得知他的上线下线是谁，姥爷当然不会和他们合作，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就对姥爷实施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姥爷咬紧牙关什么都没有说。姥爷经受住了拷打，不但保住了滨洲线沿线地下党组织，实际上还保住了护送中共党员前往苏联的爷爷，姥爷不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来因为姥爷是商界名流，社会影响力大，加上有人营救，日本侵略者不得已把他放了出来，奄奄一息的姥爷被抬回了家。
这个故事被原满洲里市文化局局长、满洲里市革命老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吴铁英记录在《红色交通》和《满洲里革命老区发展史》两书中。满洲里市前文联副主席王平原在职期间曾经采访过大量的满洲里老人，他是这样写的：据说他家的地下室里曾经藏过去前苏联的共产党人，白天藏起来，月黑风高，连车带马沿着去后贝加尔南边的那条沟，一溜烟儿跑到苏联就不回来了。日本侵略者抓了万泰利的老板，于金箱为此差点没死了。
姥爷从哈尔滨带人过来后直接交给爷爷，我家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没有人注意这些新来的外人。家中俄罗斯餐厅的旁边有个客房，里面有三个房间，专门给往来的各界人士居住，有的身份特殊的客人还特意住地窖里，为了保密都是奶奶亲自给他们送饭送茶。奶奶曾经和我说过，只知道爷爷的朋友来，不知道爷爷的朋友走。爷爷的朋友都是晚上走的，这些朋友大部分坐我们家去苏联拉木材的车乔装成工人走的，但也有个别人是骑马走的。我家的车马到了苏联从不直接返回满洲里，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别看奶奶是农村人，但她是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世面的。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奶奶的机警，有一次奶奶带我出门，在火车上对面座位有一位衣着很体面的男士，可能看奶奶带的小姑娘很可爱，就把他中午吃剩下的两个包子用个盘子端着给了我们，然后下了车，奶奶待车开动后端起盘子从窗户丢到车下。奶奶机敏小心，做事果断有智慧。她从不多言多语，在我家大院里永远看不到她和院里的女人说笑，对外来的人她从来不问人家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有几个孩子等信息，这也许是长期做秘密工作的人养成的习惯。
日本侵略者其实隐约知道我爷爷的秘密工作，但他们没有确实的口供，不敢动我爷爷。因为我们家为拓荒老户，在老百姓和政界商界中都赫赫有名，更重要的是我爷爷有一帮好工友，他们人多势众，日本侵略者也害怕搞出什么乱子来。
解放后，完成任务的爷爷和姥爷老哥俩举杯庆祝，顺便安排了我父母的婚姻。遗憾的是，姥爷还没等理顺组织关系，还未等到人民政权对隐蔽战线的同志们进行公开表彰，默默为党奉献多年的姥爷就于1952年与世长辞了。
最后的日子
1965年10月份的一天，奶奶去了趟马圈，那时候家里有马还有草垛，突然有一只猫头鹰从奶奶面前飞过，奶奶当时迷信，感觉我爷爷要出事了，所以心理压力特别大，精神恍惚。第二天奶奶去粮食局买粮，她误把别人的小半袋白面拿了回来，那时候装粮食都用一样的白色面袋子，很容易弄混，到家一看拿错了就着急往回送。奶奶在旧社会的时候缠了两足，走路很费力，又着急上火，结果跑这一趟弄得身体非常难受。到了粮食局后，被拿走白面的人可能有误会，说了奶奶几句，奶奶心里憋屈，加上身体难受，到家后躺到床上就咽气了，享年65岁。
爷爷突然遭到这沉重的打击让他不知所措，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让任何人进去。奶奶去世后，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已经什么活儿都不能干了，每天都全身疼痛，夜里疼痛难忍时他不断呼唤我奶奶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请跟随他多年的姓宿的管家到家里商议，宿管家在我们家很有地位，孩子们都叫他宿爷爷。
爷爷让宿管家帮忙给他打棺材，他想亲眼看着自己的棺材打好。棺材做完了，他就跟我妈妈说：“我要走了，你给我包饺子吧。”中午我妈妈包了饺子，爷爷只吃了五个饺子，然后自己穿好衣服躺到床上，天黑时爷爷就去世了。爷爷是在1965年12月去世的，享年84岁，距我奶奶去世时间差两个月。
爷爷去世以后，政府送来了一个铁制的大花圈。他出殡那天，院子里来了很多人，院子外面还站了很多人，好多人我们都不认识，大家都是来送爷爷最后一程的，所有人都非常伤心。
一直跟随爷爷的宿管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爷爷只留下了100元人民币。爷爷拼搏奋斗了一辈子，率领众人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爷爷本应财富如山，但因为他不断扶危济困，不断遭到侵略者的欺压掠夺，最后他只留下了这些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张维钧在1968年把张家大院的所有财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爷爷是满洲里的开拓者，满洲里的建设者，满洲里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他的故事也成了满洲里发展史的一部分。
最后爷爷也葬在了满洲里，带着他所有的喜悦与忧伤，所有的收获与失落，所有的激情与爱恋，永远地留在了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
致谢
在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特别感谢王平原、吴铁英、徐占江、王铁樵、路桂杰等同志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王平原、马长亭、吴跃龙同志还给予了专业的写作指导。
感谢家人张永胜弟弟、杨志红妹妹所提供的珍贵历史资料和文稿。 感谢家人杨志强大哥、孙希杰老弟和所有家人在文字编辑及文件制作等方面给予的鼎力支持。
（完）
□本版图片由张永胜、杨志红、张德荣、王铁樵等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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