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尔瓦特看来，只要某件事能给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添堵，能给北洋政府添乱，他就要支持。因此，霍尔瓦特对谢苗诺夫尽弃前嫌，特意拨给白匪谢苗诺夫部一个团的华裔士兵，并安排谢苗诺夫部使用中东铁路前往赤塔地区与苏俄红军作战。虽然哥萨克白匪首领谢苗诺夫和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各自效忠的列强有时会“厮打”在一起，但在对抗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在分裂中国领土的问题上，却始终沆瀣一气。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中，对白匪谢苗诺夫部和中东铁路都有所记述。1920年10月，瞿秋白远赴莫斯科进行考察，途经哈尔滨时，曾以《晨报》和《时事新报》驻外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光明报》（谢苗诺夫部在哈尔滨开办的机关报）的主编。那一年，在苏俄红军和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联合打击下，白匪谢苗诺夫部不得不退出贝加尔湖地区，退到滨海边疆区和满洲里地区附近。谢苗诺夫部在正面战场遭到失败后，除了持续在中苏边境一带骚扰苏维埃政权外，还通过其他多种手段持续对抗苏维埃政权，这手段里就包括谢苗诺夫出资开办的报纸。不得不说，谢苗诺夫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他不但会抓枪杆子，还知道利用舆论工具为其反苏、反人民、反人类的罪恶行为辩解。

《光明报》的主编对瞿秋白说：“谢将军是真正的俄国民主主义者，他们已另有计划，换一方面或换一地点成立‘谢苗诺夫民主国’，在中东铁路，只有俄国、日本和中国有过问权，岂容欧美人插嘴……”而在瞿秋白的眼里，现在谢军差不多（已经）一败涂地了，他们的“民主国”（只不过是）一场春梦罢了。

败走满洲里后的白匪谢苗诺夫部。巴黎和会后，苏俄红军在国内战争中所向披靡，协约国集团迫于形势的变化与压力不得不从苏俄领土上撤军。到1920年4月时，美国已经完成了撤军，当时在苏俄领土上仅剩日本干涉军还在固守挣扎。

苏维埃政权在乌兰乌德召开了外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和阿穆尔河沿岸，建立实行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远东共和国，将其作为苏维埃政权与日本干涉军之间的“缓冲带”。客观地说，苏维埃政权的这一决策非常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因为有了远东共和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缓冲带”，不仅让日本干涉军失去了干涉的理由，还可以避免俄日之间再度发生战事。此时的日本政府已内忧外困，日本国内要求从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撤军的呼声此起彼伏，再加上当时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猜忌越来越严重，并多次向日本政府发出抗议，日本政府迫于多方面的压力，最后不得不与远东共和国达成撤军协议，于1922年6月完成从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撤军。

在出兵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问题上，美日之间始终矛盾重重。美国政府担心日本政府在出兵问题上搞小动作，在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问题上自始至终都对日本政府的野心保持警惕；美国政府还担心日本政府借出兵之机，向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移民，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倾销日货。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日本政府在苏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和中国“北满”地区的所作所为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撤军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减少对白匪谢苗诺夫部的援助。谢苗诺夫部在苏俄红军、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以及游击队的联合打击下，最终于1921年9月放弃苏俄境内所有占领地。1921年11月，谢苗诺夫部的8511名军官和16289名士兵越过中苏边界进入满洲里。谢苗诺夫部虽在军事上遭到彻底失败，不得不龟缩到满洲里等地，但这伙悍匪并没有放弃对抗苏维埃政权和苏俄红军，而是将满洲里作为他们日后反攻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前沿阵地。谢苗诺夫部于1921年5月对外宣布，在中国满洲里组建白俄政府，妄图以白俄政府的名义，在奉系军阀的默许下继续与苏维埃政权和苏俄红军为敌，伺机东山再起。此外，谢苗诺夫部开始与中国国内的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接触，企图寻找新的机遇。

哥萨克白匪首领谢苗诺夫在哈尔滨活动时结识了王式和郑孝胥二人，在他们二人的撮合下，谢苗诺夫曾跑到天津去拜见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希望能从这位末代皇帝手里得到一些资助。王式在给溥仪的奏折中写道：“臣王式跪奏，彼国政府虑赤祸蔓延将遍中国，中国共和以来乱益滋甚，知中国必不能无君，张学良勾结南京伪政府，必不能保三省治安，必不能为中国之主，故朝野一致力助谢米诺夫，使谢米诺夫力助皇上……倘日人稍变初衷，谢米诺夫即萌退志，各国不能越俎，张宗昌即不能支持，纵使谢米诺夫他日再起，我亦不能再责其践盟……”1925年10月，溥仪终于和谢苗诺夫会面。溥仪表示，他相信谢苗诺夫“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并当即资助谢苗诺夫五万大洋以助其行。溥仪同谢苗诺夫一个是清朝末代皇帝，一个是来自异国他乡的丧家之犬；一个图谋复辟，一个想继续反苏大业，故两人臭味相投。此外，曾经不可一世的白匪首领谢苗诺夫肯拜倒在溥仪脚下，足以说明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丧家之犬已穷途末路了。

白匪谢苗诺夫部败退到满洲里后的一段时间里，过的是“有奶就是娘”的日子。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谢苗诺夫部将大本营设在满洲里，兵力分散在中俄边境地区和中东铁路沿线的各个城镇。虽然满洲里是谢苗诺夫部的大本营，但哈尔滨才是谢苗诺夫部反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活动中心。如前文所述，哥萨克白匪首领谢苗诺夫为了蛊惑侨居在中国境内的白俄分子，为了在政治上占据主动，为了博得英法美日等列强的青睐，非常重视利用舆论工具宣传自己，而在哈尔滨开办了自己的报馆。正因为谢苗诺夫部在哈尔滨经营许久，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和奉系军阀建立了联系。

在那段日子里，哥萨克白俄匪首谢苗诺夫和奉系军阀头目们关系十分亲密。奉系军阀头目张宗昌年轻时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生活过，对白俄士兵有所了解，他觉得奉系军阀完全可以利用谢苗诺夫部来对付其他各路军阀。就在张宗昌萌生此念头的时候，恰好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找到张宗昌，让他想办法处理那些流亡中国边境地区的谢苗诺夫部残军，于是张宗昌便同谢苗诺夫展开谈判。走投无路的谢苗诺夫听闻张宗昌的一番想法后，颇有点相见恨晚之意，两人一拍即合，于是谢苗诺夫便将散在各处的几千名白俄士兵召集在一起，接受奉系军阀的改编，并组建成一支先遣队。白俄士兵装备精良，战斗力相对高于其他军阀部队，拥有这样强的士兵，让奉系军阀头目张宗昌声名鹊起。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曾凭借着白俄士兵的力量在玉麟山、滦州等地一路高歌猛进。但令张宗昌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他麾下白俄士兵竟在1925年的“浙奉战争”中被孙传芳部所歼灭。

满洲里位于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连接点上，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大门的钥匙，也是当年国内外各种势力的角逐场。1927年7月，宋庆龄先生向国内外发表声明，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与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蒋汪反革命集团彻底决裂。宋庆龄先生离开汉口返回上海。蒋介石遂下令对宋庆龄先生“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由于不断遭到蒋介石的迫害，宋庆龄先生决定北上去苏联进行考察。1927年8月，宋庆龄先生先抵达苏联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在那里转乘火车，于9月初抵达莫斯科。宋庆龄先生在苏联受到国宾级的待遇，参观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瞻仰了列宁墓，还应邀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典。其后，宋庆龄先生又抵达德国首都柏林。1929年春，历时3年时间修建的中山陵终于在南京建成。蒋介石给远在德国的宋庆龄先生发电函，邀请她回国，宋庆龄先生决定回国参加奉安大典（1929年6月1日在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先生举行的国葬仪式）。就在人们翘首期盼宋庆龄先生回国之际，亡命大连的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哥萨克白俄匪首谢苗诺夫密谋在满洲里谋害宋庆龄先生，然后嫁祸给蒋介石、张学良或斯大林。他们妄图引发国际事件，以便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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