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发
《魏书·序纪》 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璞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术纪契而已，世世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以上这段文字中“昌意少子” 是谁？根据黄帝族系表，“昌意”即黄帝之妻嫘祖（养蚕织布之始祖）所生之子。“昌意少子” 即昌意的小儿子、黄帝的孙子“悃”。受封北土的即是悃。
孙中山先生将1912年1月2日定为黄帝历4609年。马长寿先生将每代之间间隔为25年。以此推算，“悃受封北土” 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98年，黄帝历约50年左右。
“大鲜卑山”，据米文平先生考证，“鲜卑”为古蒙古语，本义“森林”之意。大鲜卑山即“有森林的大山” ，即呼伦贝尔境内的大兴安岭。古代北方游猎（牧）民族有以山川命名族名的习俗，故而将其族名命名为“鲜卑”。
鲜卑探源
鲜卑之族源自古就众说纷纭。“鲜卑”之族名始见于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编纂的《史记、匈奴传》上载：公元前206年，匈奴击破东胡，东胡余部遂分为两支，一支逃到乌桓山，成为乌桓族。一部“退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称鲜卑。其后，《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依《史记、匈奴传》亦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均承《史记》云：“鲜卑东胡别种。”
由北齐魏收编撰于551年——554年（天保二年至五年）的《魏书》详细介绍了拓跋鲜卑族源及其发展历程。但到了唐代杜佑在《通典，边防十二》中仍称“拓跋氏亦东胡之后，别部鲜卑。” 一直影响着近现代史学家。
孰是孰非？直到1980年考古学家、鲜卑学专家米文平先生等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石刻祝文之后，才揭开了鲜卑发源地历史之谜。
在嘎仙洞入洞前厅西侧15米的石壁上镌刻着那篇著名的祝文。石刻19行，竖行，通高90厘米，宽120厘米，每行12字至16字不等，全文共201字，属汉字魏书体。洞口射进来的光线照在石壁上，找好角度方能辨认。
2015年7月4日下午3点20分，黑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王立民、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曹洪林，在大兴安岭地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曹志国、大兴安岭行署文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吴剑锋等陪同下，在嘎仙洞口东侧背北处，一块经人工打凿的扇面平面石壁上，再次发现有用魏书体镌刻的“故、多、开疆、焘、谒、官、皇天、貌、增、四、汗曰”14个字。由王立民先生拓片收藏。这14个字从字义上看，似应为又一篇未凿完的祝文，与李敞刻文时间相同。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呼伦贝尔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在嘎仙洞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手工制造的黑褐色夹砂粗陶，有的陶片上带有印纹；石器多为细石器，有石镞、石矛、刮削器；骨器有骨镞、骨刀和钻孔骨板。细石器可上溯至中石器时代，陶器属于战国时期。另出土了一把铁刀，被认是李敞刻祝文之工具。这些遗物代表了拓跋鲜卑先民“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事实。结合石刻祝文及发掘之遗物，证实嘎仙洞为鲜卑发源之地无疑！《魏书·序纪》载：“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清代陈毅在《魏书官氏志疏证》中已经加以驳斥，亦不可从。其后 众史家称此说未勉牵强，或有隐情。故不可取。
“拓跋鲜卑”名称之由来，简言之：鲜卑“南迁大泽”（达赉湖）后，与“匈奴余众在草原各地错居杂处和相互婚媾” 所生新生代，方有“鲜卑父胡母” 之称的“拓跋鲜卑”。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清代蒙古地理学家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中称“科尔沁右翼中旗，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 的记载，第一次明确了非大鲜卑山之“鲜卑山”的地理位置。现代学者亦称：鲜卑山在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西30里处。由于鲜卑被乌桓遮断交通道路，鲜卑之名至东汉乃出。史学界称这一部分鲜卑为“东部鲜卑”，亦慕容鲜卑。米文平先生经多年考证，所谓科尔沁鲜卑山“高不过百米，且无树。蒙语名：蒙果勒陶勒盖，意为银头山。现已开发为银铅矿。”此山系东部鲜卑于东汉初来到“银头山”指“蒙格”为“鲜卑山”，是以族名命名的山名。因此与东胡一部“退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无关。此山与鲜卑起源更无缘。
米文平先生与冯永谦合著的《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同源的考古研究——兼论乌桓的考古研究》一文中载：“以慕容鲜卑为主体的鲜卑，与拓跋鲜卑相同，皆发源于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原始森林地带。只是时间（走出时间）不同，路线不同。慕容鲜卑要比拓跋鲜卑南迁早几个世纪。但没有文献记载。同源不同族。” 我赞同此种观点。
考古学家许永杰先生根据拓跋鲜卑早期文化最新考古发现，撰写了《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文中对属于扎赉诺尔拓跋鲜卑出土文物遗存，通过谱系研究，在一、墓葬制式；二、殉葬所使用肢解的马、牛、羊等殉牲；三、随葬的铜釜等铜器、镞、弓弭、马具等有草原色彩的器物；四、随葬桦皮器、陶器等与慕容鲜卑墓葬遗物相比对，结论为：“慕容鲜卑有关的考古遗存，主要源于扎赉诺尔遗存。同时与完工一类遗存、二兰虎沟一类遗存也有一定的联系。”
米老进一步阐述，“今日已将此两种南北鲜卑文化遗存衔接起来了。这基本可以证实，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同源而异流。这不只是根据陶器等物证所做的判断，不只是族名相同、语言相同，其葬俗等观念文化的特征也相同。”
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虽属同源，而不同流。“两支鲜卑人走出原始森林的方向、路线与历程不同。拓跋鲜卑祖先离开嘎仙洞鲜卑石室之后，向西南经拉布达林、伊敏、完工到扎赉诺尔、达赉湖东岸沿克鲁伦河至新巴尔虎右旗，遍布呼伦贝尔草原地带与匈奴余部相融合。”经过一个多世纪（实为200余年。每代间隔25年计算，湖畔共出现了九个皇帝，八代人在此生活，应为200余年。《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的16页上，采用了我这种说法）后又二次南迁，“始居匈奴之故地” 不断壮大，成就了一番霸业。
“东部鲜卑（慕容鲜卑）则不同，其祖先走出大鲜卑山原始森林之后，向东南沿嫩江平原逐步南移，在此过程中与更早南迁到这一带的乌桓人接触，他们之间语言相同，很快就吸引了乌桓人的先进文化。公元119年，汉武帝击破匈奴之后，徙乌丸（桓）于辽西等五郡塞外，东部鲜卑随之南迁到霍林河及西拉木伦河流域。”（同上）在迁徙过程中，留在洮儿河与嫩江汇合处的月亮沟南岸的墓葬，鲜卑山（银头山）百里外的墓葬，科尔沁左翼后旗舍根的墓葬，乌尔吉木伦河东岸杨家营子的墓葬，朝阳十二台营子的墓葬，北票房身村和喇嘛洞的墓葬……墓葬中之遗物与扎赉诺尔鲜卑墓出土遗物相比对，无论形制、打制技术，尤其是葬具、葬俗均与扎赉诺尔相同。有力证明了历史上只有一个鲜卑，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属同一个始祖，只不过是同源而不同族而已。
南迁大泽
《魏书·序纪》载：鲜卑“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推寅在鲜卑语中有“钻研”之意。在原始游猎（牧）部落里，酋长的主要职责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远见，计划指导族人到资源丰富的游牧与射猎区去生产、生活。宣皇帝正是这样一位首领。
在汉武帝时代，经过对占据在蒙古草原的匈奴人十余年的打击，匈奴势力渐弱。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成南北两部。北匈奴（呼伦贝尔一带）势力渐衰。推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众走出密林迁徙到大泽（呼伦湖）“方千余里” 的草原、湿地地区。《魏书》作者魏收把这一地区描绘成“昏暗潮湿、气闭室息” 之地，乃至出现了“厥土昏冥沮洳” 之词。在那个年代中原与北地相隔甚远，作者只能道听途说，而出现了臆造之辞。
根据近年气象学家研究考证、测算，当年气温比现在低2——3度。冬天寒冷、夏季温和。冬夏温差最高可达75度左右。严冬过后，春暖花开之际又是一片艳阳天。辽阔的草原吸引了推寅及其族人，所以他们停留了下来。数年后，推寅死在了这片草原上。
《魏书·帝纪·序纪》一段本是根据“人相传授”的传说写成的。任何一种传说，其中必然有真有伪。经史学家认真研究，拓跋鲜卑的原始面貌开始恢复起来了：在大鲜卑山居住着一个原始氏族部落——鲜卑。他们以狩猎游牧为业，是一个十分淳朴的氏族，无文字，遇事只能刻木纪契。
在推寅以前的历史中，曾提到“其裔始均，入仕尧世。” 入尧世做了官，尧帝为嘉奖他，任命为田祖。其余无载。直至“积六十七世，成皇帝讳毛立” 。由于他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震北方，莫不率服。” 此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者部落；“大姓”当指氏族或者比氏族较小的家支，远祖毛便是这一地区的部落集团的酋长（可汗）。
毛又下传至节皇帝贷、庄皇帝观、明皇帝楼、安皇帝越。毛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75年。到了公元前50年——五年间推寅率众“南迁大泽” 。在丰茂的呼伦贝尔草原又有景皇帝利、元皇帝俟、和皇帝肆、定皇帝机、僖皇帝盖、威皇帝侩、献皇帝邻。九个皇帝八代人在大泽畔生活的200余年间，其社会经济也是逐次发展的。
公元1959年4月，在治理扎赉诺尔城东达兰鄂罗木河改道工程中，意外掘出了一座座古墓。经施工人员仔细辨认，掘出的土中有破碎的桦木板和人头骨，马、牛头骨，还有一些未曾见过的锈迹斑斑的铜器和“瓦罐”（实为陶罐）之类的器物。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郑隆先生前来考察发掘，在2——3米高，500余平方米的坡地上探坑发现，在地下有300余座古墓，并对其中两座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用桦木板制成的棺木。1960年又对其中的31座进行了发掘。其中单人墓26座、双人墓2座、小孩墓2座、母子合葬墓1座。大多是有盖没底。只有三座是有盖有底的木棺。棺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前高宽、后低窄，与现代汉族木棺有很大的一致性。
随葬出土文物有300余件，制作方法有当地制造和外地输入两种。
陶器：以陶罐为主，大多为手制夹砂粗陶，少数为轮制细泥灰陶；铜器：铜釜、鹿纹铜带饰、四乳四神规矩镜残片；骨角器：骨鱼鳔、狩猎图相骨纹板、弓弭、箭头；木器：木勺、桦树皮筒、桦皮弓袋、箭囊；玉器装饰品：用琥珀、玛瑙、绿松石及水晶制成的珠饰、玉环。近年又发现了“三鹿纹金带饰” 、金耳环等。在墓葬的头顶，发现了一个盛满谷物的陶罐，似中原汉族墓中的“下水罐”。据推测，此时拓跋鲜卑已有少量农业耕种。中华民俗文化已传到塞外。
考古学家李逸友先生发表了《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肯定古墓是东汉末期拓跋鲜卑墓葬。铜釜上的匈奴纹饰，证明匈奴已融入鲜卑之中并和谐相处；铜器上的“龙纹”有东汉的显著特点。拓跋鲜卑与东汉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已相当频繁，此时拓跋鲜卑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极大的变革。从墓葬出土文物及殉葬品的数量上看，无论是单人、双人、妇女、小孩墓中，除表明身份的特殊殉葬品外，其他随葬品基本相同。尤其是没有奴隶随葬的现象。此时拓跋鲜卑已脱离了原始社会，跨越了奴隶制社会，实现了部落联盟的“氏族社会”“皇帝”（大酋长、可汗）由父子相承，成为主宰者。封建社会早期的社会形态已具雏形。这也是北方草原古代少数民族在社会进化上的一大特点。
从墓葬葬具上也可以看出拓跋鲜卑的进化。“南迁大泽” 早期的墓葬棺木形制采用的是桦树皮包裹。
1975年6月，在新巴尔虎右旗红光牧场发现一座古墓，墓主人包裹在整张桦树皮做成圆筒的棺具中。棺具长0.8米、宽0.41米、高0.17米，死者为3——4岁儿童。
1999年夏末，笔者随同呼伦湖志主编姜凤元、渔场工会副主席张述志及司机小闫考察达赉湖小河口“青铜镞”出土地时，偶然发现在距青铜镞出土地不足50米处的同一层位中一具用桦树皮缝制的棺具。长不过一米，缝制边缘十分整齐，似用锋利的刀具切割而成，针孔清晰可见，间距均等。值得注意的是，墓主只有一个完整的头骨而无躯干及肢骨。头骨上覆盖着一块叠成10公分十分整齐的织锦，约8层。张述志用相机拍下了织锦和脱落的牙齿。拍照时织锦因炭化（风化）已看不清原来的色彩及纹路。这座桦树皮棺墓可能属于拓跋鲜卑迁徙到大泽早期墓葬。同年笔者将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呼伦贝尔日报》上。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扎赉诺尔区卷）第17页上根据我的文章登载了这件事。我们的发现和结论得到了专家的认同。
二次南迁
前面已经叙述过，在拓跋鲜卑迁至呼伦湖畔的第八位皇帝（约在公元160——170年间）献帝邻，重组了原来7个异性酋长所统领的部落，自己亲统一部。7个兄弟各统一部，实现了“七分国人”的“鲜卑八部”的政治组织。所谓“七分国人”的“国”，即异性部落。八部分为：
一、拓跋氏：由拓跋邻摄领，至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为元氏。
二、纥骨氏：由拓跋邻的大哥摄领，后改为胡氏。
三、普氏：由拓跋邻的二哥摄领，后改为周氏。
四、拔拔氏：由拓跋邻的三哥摄领，后改为长孙氏。
五、达爰氏：由拓跋邻的大弟摄领，后改为爰氏。
六、伊娄氏：由拓跋邻的二弟摄领，后改为伊氏。
七、丘敦氏：由拓跋邻的三弟摄领，后改为丘氏。
八、俟亥氏：由拓跋邻的四弟慑领，后改为亥氏。
拓跋邻的做法，无异使拓跋部和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其势更加强大。所以《官氏志》云：“七族之兴，自此始也。” 虽然各部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部落，发展生产、训练部队，但权力已掌握在拓跋氏手中。拓跋邻成为了新兴部落的大酋长（可汗《魏书》称皇帝）掌控了所有的权力。拓跋鲜卑在拓跋邻的率领下，很快就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的骑手、战士，成为纵横驰骋的马上铁骑，被誉为草原骄子。拓跋鲜卑长大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吸引着他们，此时又思南迁了。
据《魏书》记载：“时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献帝年衰老后，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立。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时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 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 这虽是一则“人相传授”的神话传说，但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拓跋鲜卑在“神兽”（驯鹿）的导引下，用战争征服的手段，“越伊敏河上游、红花尔基原始森林和沼泽泥泞之地，或更为难行的柴河、绰尔河一带，经九难八阻进入兴安盟、哲里木盟霍林河一带，为拓跋鲜卑找到了一条通往内地的出路。此路艰辛，非驯鹿导引，他兽未属。”最后在公元200年左右到达了漠南匈奴头曼、冒顿的发迹之地。今内蒙古固阳达茂旗一带。
驯鹿被称为“森林之舟”。2000多年前，驯鹿就已成为拓跋鲜卑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与驯鹿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是“南迁大泽” 之后，也没忘记驯鹿的恩泽。
1960年，在扎赉诺尔鲜卑墓中出土了四枚鹿纹铜带饰。1982年6月3日，又出土了一枚“三鹿纹透雕金带饰” 。纯金含量93%——95%，重49克。原长7.9厘米，现存4.7厘米，厚0.2厘米。周边有两圈斜向齿纹，内有三只回头张望的鹿，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的特点。据专家解读，鹿之所以回头张望，寓意拓跋鲜卑人不忘森林、大山、祖宗发迹之地。
拓跋鲜卑把“神兽”系在革带头上，可见驯鹿已成为拓跋鲜卑人尊敬和崇拜的“图腾”。当年，我看着被神话的“三鹿纹透雕金带饰” 思绪万千，书写了《拓跋鲜卑图腾崇拜赋》。现抄录几句，敬飨读者。
巍巍群峰鲜卑山，嘎仙祝文话起源。
拓跋鲜卑别莽林，南迁大泽圣水边。
启辟之初使鹿部，鲜卑驯鹿相依恋。
部落带饰雕神兽，图腾崇拜佑万年。
……
忆往昔，峥嵘岁月，拓跋鲜卑横刀跃马，一路狂歌，浩大之势惊魂魄。一统北方，逐鹿中原，建立北魏，拓定四边，双脚踏遍大漠河山！
看今朝，往事越千年，悠悠之怀，情未了，缘弥深。拓跋鲜卑二次之南迁，实由驯鹿导引，非神话！壮伟、奇哉！
鲜卑后裔今何在
拓跋鲜卑后裔今何在？史学家吵吵嚷嚷地争论了几百年，至今说法不一。第一种说法：清代咸丰十年由何秋涛编撰的史稿送达文宗皇帝御览后，皇帝赐名《朔方备乘》。因战乱，直至清光绪七年（1881年）方得刊行。人们都称何秋涛为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大家，他在《朔方备乘》中写道：“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有锡伯一种……即鲜卑遗民。” 多数历史学家则秉承其说，“锡伯族系鲜卑直接后裔。” “用今遗骸线粒体DNA测定，科学地证实了锡伯族为鲜卑后裔。” 另有史家称：以上两个族名的解释显得牵强。所谓用DNA测定所选遗骸更不准确。否定了锡伯为鲜卑后裔说。
第二种说法：锡伯为女真后裔，非鲜卑后裔。锡伯与满族同源而不同族。锡伯与满族为“叔伯兄弟”。提出了一、锡伯族谱中的姓氏与满洲相同，均出自于女真；二、语言与满语同源，为女真语；三、习俗、祭祀、禁忌均与满洲相同。构成锡伯的主体是元明时期的海西女真的论证。据《满洲流源考》载：锡伯使者在觐见清太宗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时，太宗皇帝称：“我与你（锡伯）之先世本是同源。” 此论否认了锡伯为鲜卑后裔。
第三种说法：女真以前的锡伯是鲜卑后裔，女真之后的锡伯是满洲的后裔。笔者觉得此论有点荒诞不经。在此也不必加以论说。
下面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或可确认拓跋鲜卑后裔之端倪。
1999年5月25日，一位风尘仆仆的男人来到扎赉诺尔鲜卑墓陈列厅内，十分虔诚地伫立在冲门的木棺前，看他脸上的神色，不像一般的游客。陈列厅的讲解员如是对我说：“前来祭祀的外来客自称是广东省鹤山龙口镇宵乡人，姓源名可就，是一位医生。系拓跋（秃发）鲜卑76世孙，他先到了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又到扎赉诺尔鲜卑墓祭祖来了。后经查证，宵乡源氏确属拓跋（秃发）鲜卑的后裔。”
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南凉录》讲述秃发氏的起源云：“初，寿阗（匹孤）之在孕，母姓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 清代考据家钱大昕证：“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
397年秃发乌孤建立南凉政权，405年灭亡后投靠北魏，被封为西平王，并赐姓“源”，名“贺”。源贺即为源氏始祖。源氏家族在其后隋唐宋三朝中地位曾十分显赫。但在宋朝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履受株连，一再向南逃亡，南宋时在源潜夫兄弟带领下定居宵乡。
据说1867年宵乡修建了一座源氏宗祠，门上雕刻着一副“北魏同源远 南雄衍泽长，簪缨传北魏 事业纪西平” 的对联。祠堂内以前还放着始祖源贺的木刻牌位和刻有“与卿同源”的金字牌匾。所有建筑朝向一律向着东北方向，始终不忘祖先的发源之地。
为寻梦草原，催促着以源可就为代表的拓跋鲜卑后裔由南到北横跨八省，踏着先人当年的足迹来到了巍巍兴安的嘎仙洞，来到了美丽的大泽、草原，为的是寻根祭祖。源可就医生代源氏实现了他们美丽的梦想。
上一篇 ：
下一篇 ：
